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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节能宣传周时间】2023节能宣传周和全国低碳日活动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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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是汉语单词，拼音是fāzhǎn。它意味着一个从出生到发展和变化的过程，是事物不断更新的过程。 以下是为大家整理的关于国家经济发展历程的文章10篇 ,欢迎品鉴！
如果从以新航路开通和地理大发现为经济全球化标志的15世纪末算起，到现在的500多年间，经济全球化大体经历了三个历史阶段，也就是三次具有不同特点的经济全球化。
第一次经济全球化是西方资本帝国主义列强进行殖民统治的时期
第一次经济全球化的主要历史轨迹，概述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地理大发现特别是美洲新大陆的发现，使人们对世界各大洲国家和地区的全貌开始有了比较完整的了解与认识，其深远意义是难以估量的。
第二，在欧洲国家对亚非拉国家开始殖民的前夜以及殖民过程中，也曾给这些洲区的国家带来了先进的科学技术和先进理念与文化，在客观上是起了启蒙和帮助作用的。
第三，以欧洲为代表的西方、北方国家，对东方、南方国家长达几百年的殖民主义统治，给被殖民国家的广大人民造成深重的苦难，激起被殖民国家的人民不断进行反侵略反压迫反殖民的斗争。
第四，西方殖民主义者制定和推行的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给国际社会造成了极不公正的经济政治秩序。
第五，在西方国家内部，由于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的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不可调和，在西方国家内部也形成了巨大的贫富鸿沟，这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不断爆发经济政治危机的根本原因。
第六，在西方国家之间，由于争夺原料、市场和劳动力，争夺殖民地，不仅造成市场和势力范围的划分，而且彼此之间的冲突和战争接连不断。
第七，正是由于几百年的殖民主义统治所积聚的各种矛盾不断激化，最终形成了总爆发。这个总爆发，既表现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发动的世界大战上，也表现在欧洲社会主义运动的兴起和广大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普遍觉醒及争取国家独立与民族解放的斗争上。
第二次经济全球化是东西方两个阵营相互对立的时期
第二次经济全球化的主要历史轨迹，可以概述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发生期间，1917年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下爆发并取得胜利。在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世界的东方和西方，又诞生了一大批社会主义国家。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和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形成了东西方相互对立的两大阵营。
第二，在亚非拉广大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先后掀起了反抗西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争取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斗争的高潮。
第三，正是由于社会主义国家和亚非拉获得独立和解放的广大发展中国家相互支持和学习，结成了一支争取和捍卫世界和平的强大力量。因此，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的数十年间，虽然世界上局部战争时有发生，但却依靠这支强大力量有效防止了新的世界性大战的爆发，从而为世界经济、科技和文化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政治和安全保证。
第四，西方国家的政府不得不借鉴社会主义国家的一些原则或政策，采取向劳动群众增加社会福利和其他改善民生的措施。这也是有利于西方国家缓和内部矛盾、促进社会稳定、推动经济技术发展的。
第五，由于东西方两个阵营的对立和两个市场的分割，特别是由于美国和苏联两个超级大国的争霸所造成的错综复杂的世界政治经济局面，对世界各国的共同发展和人类文明的进步，带来了许多不利的严重影响和制约。
第三次经济全球化是一些西方大国严重削弱、新兴经济体发展壮大的时期
第三次经济全球化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概述它的主要历史轨迹。
第一，由于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客观上为东方与西方、南方与北方的各国各地区，在全球的统一市场上既相互竞争又相互合作地实现各自的发展与进步，提供了有利的政治经济条件。
第二，美国在苏联解体以后作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依仗自己的超强实力，在政治上继续推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干涉别国内政，挑起民族冲突，制造局部战争;在经济上推行以经营自由化为核心的新自由主义，并同其他一些西方大国一起，以此来主导经济全球化。然而，20_年从美国爆发的次贷危机开始的金融和经济危机，几乎席卷了西方世界。这次经济危机带来社会政治危机，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西方出现的最深刻的危机，它的发生标志着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模式已经行不通而归于失败。
第三，东方的中国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开辟了一条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形成了独具特色和优势的中国发展模式。以中国为代表的世界社会主义力量，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充满着新的生机和活力，正在成为促进世界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的一支举足轻重的政治经济文化力量。
第四，除了中国，在发展中国家中还涌现出了一批新兴经济体，如俄罗斯、印度、南非、巴西等等。中国同这些新兴经济体通过上海合作组织、欧亚经济体、金砖五国等协同组织形式，相互支持，相互合作，促进共同发展，并为支持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为在国际社会和国际秩序中主持公平正义，为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和维护世界及地区和平，作出了重要贡献。
第五，有的西方大国认为中国和其他新兴经济体的发展，是通过经济全球化从西方大国中获取了他们的财富，抢了他们的市场和技术专利，从而挑起贸易摩擦，无视经济全球化所通行的多边合作体制与规则，搞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搞民族利己主义。
未来经济全球化具有新的形态
人类社会的发展已经历了三次经济全球化，至今仍在继续，未来也仍将持续。经济全球化已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潮流和必然趋势，是不可逆转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然要伴随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向前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建立在人类利益共同体的基础之上的，命运共同体与利益共同体紧密相连、存亡攸关。而构建人类利益共同体又是以构建经济利益共同体为基石的。所以，经济全球化是构建人类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不可或缺的世界经济平台与必经之途。
但是应该看到，这三次经济全球化，特别是第三次经济全球化，在对世界经济的发展作出重要贡献的同时，也积存了不少问题，面临着不少挑战，存在不少弊端。
现在妨害经济全球化健康发展的主要流弊在哪里呢?概括起来说，就是运行的主导模式落后了，运行的路径出了偏差，运行的一些规则和思想理念存在错误。
一是从经济全球化运行的主导模式来看，经济全球化一直主要是由一个或几个西方大国即几个大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主导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和实行与西方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都未能真正参与共同主导经济全球化的运行，这是不符合国际关系民主化原则的。
二是从经济全球化运行的路径来看，在经济全球化运行的路径中，在贸易往来和经济技术合作方面，一些国家一直存在搞保护主义、利己主义的现象，特别是近年来有的西方大国公开打着“自我优先”的旗号，无视贸易自由化和多边贸易体制、多边经济技术合作体制等经济全球化运行的通则，大搞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和利己主义。
三是从经济全球化运行的一些规则和思想理念来看，在经济全球化开始以来的数百年间，一直盛行着“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和“你输我赢”“赢者通吃”的思想理念。进入21世纪，各国人民要求共同发展、共同繁荣已经成了时代的潮流，在这种情况下一些西方大国还在奉行这样的“法则”和“理念”，这还不是严重的时代错误吗?正是由于这些“法则”和“理念”的盛行，才造成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以及许多国家内部巨大的发展差距和贫富差距，严重影响世界和地区的稳定与共同发展。现在是到了应该用新的法则和理念来取代这些陈腐的“法则”和“理念”的时候了。只有世界各国各地区的人民，共同正视经济全球化中存在的问题、面临的挑战特别是积存的弊端，并从中总结经验教训，共同寻找到解决问题、应对挑战和消除弊端的新办法新措施，共同确立经济全球化运行的新模式、新路径、新规则和新理念、新指导思想，才能使经济全球化摆脱当前的许多困难和困惑，实现向更加民主、公正、合理的新型经济全球化转变。
未来要实现的新的经济全球化，或者说是第四次经济全球化，它应该是具有许多新的特点从而形成为新的形态：它应该是世界上各个国家不仅共同参与同时也共同主导的经济全球化;它应该是继续坚持和维护实践已充分证明是正确有效的贸易自由化、多边贸易合作体制、多边经济技术合作体制等规则体制，并不断加以完善、创新和发展的经济全球化;它应该是消除了霸权与强权、丛林法则与零和博弈，而实行真正体现民主、平等、公正、合理的共商共建共享理念为指导思想的经济全球化;它应该是有利于不断地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安宁和共同发展、共同繁荣、共同富裕的经济全球化。应该坚信，经过世界各国政府和各国人民的共同努力，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必然要求的这种新的经济全球化，是一定会到来的，而且它一定能够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开辟更加广阔更加富有生机与活力的世界经济平台，奠定更加雄厚的物质技术基础。
随着我国经济的稳步发展,地方经济在我国国民经济增长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成为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一个新兴城市,廊坊市20年来社会经济发展迅速,曾经沙荒地上建起的城市如今已经成为京津走廊上的一颗明珠。经济的迅速发展、优越的地理位置以及理想的投资环境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外资企业在廊坊落户,廊坊经济领域的各方面越来越紧密地融入到全球化背景中。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各行各业对技术人员在语言领域的技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英语水平不仅被作为衡量人才素质的一个重要指标,更起到提升职业能力、增强竞争力的作用。在这种形势下,企业对高职毕业生的英语水平期望值不断增加,高职英语因其实用性强的特点受到企业更多的重视和青睐。英语成为高职院校中一门越来越重要的课程,如何深化高职英语改革使之为地方经济服务成为高职英语改革的新方向。
一、高职英语改革现状
目前,高职英语在高职院校各专业中普遍开设,为生产、技术、服务等方面培养英语应用型人才。他们的活动领域更贴近实践,直接为地方经济的发展服务。高职院校的毕业生一直是地方经济发展的生力军,但是,一直以来,高职院校的学生生源多样、英语基础薄弱、英语水平相差悬殊的现象普遍存在,他们对英语学习缺乏信心和兴趣;大班英语授课的人才培养模式和单一的考核方式也受到人们的质疑……这些问题的存在不利于高职英语人才培养,难以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近年来,虽然高职院校改革成绩斐然,但高职英语改革似乎与高职院校改革的步调不统一,没有形成自己的特色,更谈不上质量优势。主要因为高职英语还没有建立起适合于高职特色的教学模式,不能适应高职培养目标的要求,以至影响了英语教学目标的实现。近几年,高职学生的整体素质呈整体普遍上升趋势,对高职英语的需求也有了变化,而高职英语改革没有能跟上社会经济变化快速的脚步,还在很大程度上沿用普通高校英语人才培养模式。因此,如何深化高职英语改革,培养高等应用型英语人才,使之为地方经济服务成为新时期高职院校必须面对的问题。
高职英语人才的培养目标是使学生掌握一定的英语基础知识和技能,具有一定的听、说、读、写、译的能力,要求学生在加强英语语言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训练的同时,重视培养学生实际使用英语进行交际的能力,在具体培养过程中遵循“实用为主,够用为度”的原则。以培养语言应用能力特别是实用能力为改革方向,英语课程不仅应打好语言基础更注重培养学生用英语处理日常事务和涉外业务活动的能力。教育部20_年在“关于全面提高高等职业教育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中提出要“加大课程建设与改革的力度,增强学生的职业能力”,提出针对区域经济发展的要求灵活调整和设置专业是高等职业教育的一个重要特色,要求大力推行工学结合,突出实践能力培养,改革人才培养模式。这为高职英语人才培养指明了方向,高职院校应该以就业为导向,以岗位能力标准为依据,以交际能力(尤其要加强学生的英语交际能力和实际应用能力)培养为重点,以现代化教学手段为依托,始终把培养为地方经济建设需要的、高质量的复合型人才作为学校的根本任务,全面加强英语人才培养规划,以便更好地为区域经济输送应用型人才。
二、具体改革措施
(一)遵循高职英语教育原则对人才培养模式分层,改变大一统模式
高职学生不能与普通本科高校的学生同日而语,学生的英语水平和应用能力更是参差不齐,所以必须根据不同学生的基础,设计、调整好人才培养层次,突出职业岗位的重点能力,有所侧重,并使学生的听、说、读、写、译各项语言技能协调发展,分析和满足不同学习者的不同需要,通过“用中学,学中用,学用结合”,为高职英语学习者高效地获取职业或专业所要求的语言交流形式提供一种可行的方法,适合高职学生的客观实际。
首先对教材分层。高职院校应转变观念,以学生就业为导向,树立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创新观念,根据实用的原则和不同的培养目标选择适合学生所学专业的教材,这是作到因材施教的根本做法;其次,学生分层。根据学生的英语水平,把全班学生分为一般、中等、优秀三个级别,进行分级人才培养;第三,人才培养目标分层。根据学生不同的学习需求、学习方法以及学习结果的呈现方式而不断调整变化教学内容和教学进程的教学,预先积极地做好教学规划,保证每一位学生最大限度地实现最有效的学习。设置有差异、挑战性的教学目标,激发每个学生内在的学习动力,可根据学生的学习水平、兴趣、特点等方面的差异分三层:基础目标、中等目标和高等目标,据此设计不同的学习任务,来达到学习者的最近发展区,从而促进学生的发展。
(二)遵循高职教育理念,树立能力本位观念,准确进行师生定位
遵循高职教育理念就是坚持“实用为主,够用为度”的原则,让学生学一点,会一点,用一点,边学边用,培养学生的实际应用能力,使英语改革具有高职实用特色。在具体教学过程中,首先要正视学生的个体差异,通过鼓励、帮助、引导学生参与英语活动来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注重培养学生主动获取知识的能力。要为学生创造展示自己特长的舞台,使学生在英语活动中增强信心。因为语言不是“教会”的,主要是“练会”的,有趣而具有挑战性的练习会增加学生的信心、锻炼学生的实际应用能力。其次要准确进行师生定位,重视情感因素在学习中的作用。许多学生的学习心态急躁、自信心不足。布卢姆的研究证明,造成学生学习差异的25%的因素是由情感前提特性决定的,如对英语的重视程度,学习习惯、方法,个人的毅力及信心等,都决定着学生的学习效果。因此,在设法提高学生的英语水平时,应当注重提高学生对英语的认识,培养兴趣,帮助他们找到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给他们更多的鼓励和帮助。积极的情感介入可以增强师生之间的相互信任和良好合作,增强学习者英语学习的热情和信心。
(三)深化高职英语改革,倡导多样的学习方式,改革测试方式
在人才培养过程中,要兼顾学生的不同需求,根据不同的人才培养目标、学生的个性特点和知识基础选择相应的方法,克服传统单一的培养模式和学生差异性之间的矛盾,也符合社会多人才多样性的需求。
1、大力提倡有指导的学生自主学习方式,引导学生自主学习
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掌握科学的自学方式将使他们终身受益。例如:提前给学生安排预习新课的任务,自学新的单词和短语,提前了解课文内容,并要求他们带着问题上课。这样长期坚持就会帮助学生提高自学能力。这在他们以后的学习和工作中都有重要作用。在培养学生自学能力的同时,利用网络提供音频、视频等资料延伸课堂容量,开阔学生的视野和知识面,提高英语语言应用水平。
2、弹性分组的合作学习是高职英语人才培养的主要形式
在合作学习中,同学们互相协助,通过提高个人的学习效果达成团体的目标。我们可以根据学生的能力、合作程度、兴趣等进行分组。学生可以自己选择伙伴学习,也可单独学习。进行活动时,先由学生分组讨论再实施个别提问,这样的活动安排会给基础差的学生一个回忆、思考和向别人学习的机会,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他们对英语的畏惧,提高成功率。合作学习的评价标准和奖励依据是以小组为基本单位,是一种按照小组总体成绩来进行奖励的教学策略。小组合作学习一方面培养学生用英语交际的能力,另一方面,也培养学生与人合作的精神和能力。不管在学习中还是在今后工作过程中,它会使参与者产生归属感,更乐意参与并容易树立自信心。
3、小组调查法是一项小组合作探究、讨论和设计相结合的学习活动
让学生在课外调查和集中资料,在课堂上报告、展示和评价调查结果。首先安排好学习任务,各组再将任务落实到人。课后开展调查,包括查阅资料或社会调查找到与话题相关的材料,或通过采访了解情况。调查结束后,各组利用课余时间整理,集中资料以准备小组报告。最后,各小组派代表向全班介绍、交流或展示。小组调查法有助于同学之间的协作、互助,能充分调动起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4、改革测试方式
人才培养模式的多样性决定了评价方式也应该是多样的多维评价方式促进学生的学习效率和积极性,是一项成功的激励机制,也是学生发展的需要。差异评价不仅要关注学习结果,而且要重视学生的平时表现,这样对学生的评价更为全面。包括期末考试成绩和平时成绩。这种评价方式激励学生平时更努力地学习,避免了单一评价模式的偶然性结果,起到了“以考促教,以考促学”的作用,有利于反思人才培养模式,不断改进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三、结语
通过以服务地方经济为目标,深化高职英语改革,克服了传统的高职英语人才培养模式的弊病,学生的个性和差异性得到尊重和发扬,符合为地方经济输送不同专长人才的需求,是一种符合高职院校英语现状的有效的人才培养模式。高职英语改革只有坚持为地方经济建设服务的方针,才能使地方经济发展因获得人才和智力支持而更快更好地发展,而高职英语可以在地方的大力支持和协助下而得到更大的发展,两者只有互相依存,才能实现和谐发展、共同进步。
中国历史上几千年都是一个农业国，近代以来又饱经战乱，新中国的工业化远落后于社会主义制度的生产关系，重工业和国防工业尤其薄弱，这是中国过去长期积弱积贫的原因。发达国家的历史发展说明：生产关系的变革，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但生产力的大发展，却总是在生产关系发生改变以后。新中国成立之初的社会主义改造，就是在一个不发达的中国搞社会主义。中国在没有实现工业化的情况下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正是为了推进中国的工业化、现代化建设。我们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变革不适应工业化发展要求的生产关系，是围绕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这个中心任务进行的。
社会主义改造确立了公有制这一社会主义基本制度
新中国成立初期，新民主主义社会存在五种经济成分，即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经济、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这五大经济成分又可以简单归为三种成分，即社会主义经济、个体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社会主义改造就是对新民主主义社会的资本主义经济、个体经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使社会主义国营经济逐步成为中国社会的经济基础。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确立是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为当代中国发展进步奠定了制度基础，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创新和发展提供了根本保障。
中国本是一个传统的小农经济农业国，农民占人口的绝大多数；而且，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存在大量的手工业者。新中国成立之初的社会主义改造，将几亿农民的个体所有制经济改造成集体所有制经济，把私人手工业者改造成社会主义性质的集体经济组织——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的成员。对农民的改造采取的是循序渐进步骤，从互助组、初级社到高级社三个阶段；对个体手工业者，也是采取从小到大、由低级到高级的三个步骤。
新中国成立之初对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采取的是和平赎买形式，也经历了从初级向高级转变的三个阶段。第一步，实行初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国家在私营工业中实行委托加工、计划订货、统购包销，在私营商业中采取委托经销、代销等形式，帮助私营企业克服困难，也使其生产和经营纳入国家计划轨道；第二步是实行个别企业的公私合营，国家向私营企业投资入股，企业的生产资料由国家和资本家共同所有，企业经营管理以发展生产、满足人民需要和完成国家计划为目标，属于半社会主义性质的企业；第三步，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全行业公私合营后企业生产关系就发生根本变化，基本上成为社会主义国营性质的企业。新中国成立之初对于官僚资本主义，则是采取直接没收划为国有。
社会主义改造实行的是生产力均衡布局
受苏联均衡配置社会主义生产力布局的影响，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生产力布局也是以均衡配置社会生产力为目标的。新中国成立时，旧中国约70%以上的工业集中于东部沿海；从工业总产值看，1952年沿海工业总产值约占全国70%左右，内陆仅有30%左右。新中国成立初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直接的外援来自苏联，而苏联援建的项目约80%落在内陆中西部地区，这是当时新中国所处的国际国内形势以及地缘经济政治使然。自“一五”起，均衡配置生产力的政策就已取得成效，“一五”末内陆工业总产值占比比期初提高近3个百分点，从1952年的29.2%上升到1957年的32.1%。
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由于国际局势和周边环境恶化，中央提出把全国分为一、二、三线的战略布局，拉开了长达10年的三线建设时期，我国生产力布局开始了进一步西移。“三五”期间，三线地区占全国基本建设投资比重高达52.7%，比沿海地区高出近一倍多；“四五”时期，中西部地区在全国基本建设投资的比重仍高达54.4%，其中三线地区仍占41.1%，在西南、西北、豫西、鄂西、湘西与晋南等地开辟了一系列新的工业基地。
社会主义改造奠定了以重工业为重点的工业化基础
中国社会主义改造在1953年全面推进。引导农民、个体手工业者走集体化道路，改造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都是为了适应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的要求，更好地发展生产力。学习苏联工业化的经验，结合中国国情，社会主义改造推动的工业化建设偏重于重工业和国防工业。
到1956年中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时，“一五”计划大规模建设的主要指标已提前实现。统计数据显示，1952年中国的工农业总产值仅有739亿元，工业总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比重只有43.1%。经过社会主义改造，1957年工农业总产值达到1241亿元，比1952年增长67.8%（可比价）；其中工业总产值704亿元，增长128.6%，在工农业总产值占比变为56.7%。重工业生产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由1952年的35.5%提高到45%，旧中国重工业和国防工业落后的面貌有了很大改变，初步奠定了新中国以重工业为重点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基础。
客观认识社会主义改造中的偏差
当然，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也有一些偏差。由于对社会主义改造在思想上急于求成，对农业、手工业和个体工商业的改造过于追求纯粹的单一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在公有制的实现形式上只注重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这两种基本形式，而对于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公有制可以和非公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认识严重不足。这是导致后来“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前置原因。
以重工业为重点的工业化，很快取得了明显的成绩，但也导致改革开放前的30年我国轻重工业比例严重失衡。重工业比重长期在58%－67%，而轻工业比重只占33%－42%，影响人民生活并进而影响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三线工业均衡布局生产力，发展内陆经济，对于社会主义国家缩小区际差距起到一定作用，但均衡生产力布局抑制了沿海的既有基础和区位优势发挥，使得我国整体投资效率低下。沿海地区由于发展受到限制而不能给内陆提供更有力的工业支持，也制约了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整个西部内陆地区城乡二元结构变得非常突出，促进内陆发展的均衡布局生产力，实质上并未改变内地生产力整体落后的面貌。
【摘要】如何对待和解决建国以来非公有制经济的存在和发展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遇到的新问题，需要用新的理论来指导。而改革开放三十年来非公有制经济的迅速发展无可辩驳证明，在生产力还比较落后的中国，只有鼓励、支持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和壮大，才能促进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不断改善人民生活。
【关键词】非公有制经济，政策，演变
1、改革开放前非公有制经济政策的演变
1.1保护和扶助时期(1949-1953年)
1949年3月召开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制定了一些有关非公有制经济的方针政策，即“一切不是于国民经济有害而是于国民经济有利的城乡资本主义成份，都应容许其存在和发展”。这些规定为我国的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提供了宽松的政策环境。从这一系列的政策中可以看出，党和国家正是依靠鼓励扶持的政策，使得非公有制经济迅速发展起来。但1952年1月，中央在私营工商业者中开展了“五反”运动，标志着党对非公有制经济“保护”政策的终结，开始转入以“限制”为主的政策。
1.2改造和限制时期(1953-1956年)
1953年9月24日，党中央在庆祝国庆四周年上提出了“一化三改造”过渡时期总路线。“一化三改造”的目的将新民主主义的经济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公有制经济。这一时期，由于党的政策致使个体私营经济近乎绝迹，给人们生活造成很多不便。中共八大前后，党的一些领导人开始了对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思考和探索，对非公有制经济政策作出了适时的调整。遗憾的是，这些理论和政策尚未贯彻到底，就被“反右斗争”扩大化和“大跃进”运动中断了。
1.3调整和退回时期(1957-1978年)
反右斗争以来，国家社会形势趋于紧张，对非公有制经济的打压政策也逐渐升级。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作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重要讲话，第一次系统地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两类社会矛盾的学说。在这一思想的主导下，党对我国主要矛盾判断失误，致使经济建设指导思想愈益偏“左”，否认了非公有制经济的积极作用，对私营经济采取了取缔、消灭的政策。
从1966年开始，在“左”倾思想错误的指导之下，大搞“穷过渡”，片面地强调发展单一的全民所有制经济，将我国所有制结构单一化的不合理性推向极端，超越了当时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使得相当一部分生产要素不能与当时的生产力有机地组合。这样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非公有制经济己经所剩无几。
2、改革开放后非公有制经济政策的演变
2.1恢复和重建时期(1978-1992年)
1978年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成为了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同时也开始了党对非公有制经济政策的转折时期，会议上，邓小平提出了促进经济发展的两方面指导性的政策。一方面，扩大地方、企业和农村生产队的经营管理的自主权;另一方面，是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生活好起来。
随着党的进一步解放思想，在1988年召开的中共十三届三中全会上又进一步的提出“要进行以公有制为主体的股份制试点”。同年的4月，召开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更进一步明确规定“国家允许私营经济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存在并发展。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国家保护私营经济的合法权利和利益，对私营经济实行引导、监督和管理。”这些也就为私营经济的地位提供了应有的法律保证。
2.2支持和引导(1992-1997年)
把非公有制经济定位为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对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起到了很好的引导作用，但是随着实践的发展，还需要党进一步解放思想。1992年1月，邓小平在南巡讲话中第一次提出了“三个有利于”标准，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扫除了理论上的障碍。1993年召开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必须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方针。1995年十四届四中全会，允许非公有制经济在某些地方和行业中可以占优势地位，明确了非公有制经济与公有制经济在市场中可以平等竞争。这些就促使我国的非公有制经济进入了快速发展的阶段。
2.3巩固和稳定发展的时期(1997年-今)
从1997年十五大以来，把非公有制经济作为促进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力量，党对非公有制经济的理论和政策有了新的突破和发展。党的十五大确定“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1999年3月，在全国人大九届二次会议上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中规定，“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从法律上对非公有制经济20年来所做贡献的肯定。到21世纪初，我国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格局已基本形成，并成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有效地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3、结论
回顾建国以来我党的非公有制经济政策的曲折历程，一个根本原因就是我们一度把马克思主义关于特定条件下的经典社会主义的一些特征当作普遍意义的社会主义本质特征，原以为按照这样做就能建成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以来，我党在处理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关系的问题上有了科学、客观的认识。邓小平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重新认识了非公有制经济的作用，总结了建国以来我党处理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关系经验教训。当今的经济实践给了我们更加肯定的答案，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不仅不是对立关系，而且还是合作关系。所以，我们必须大胆地学习资本主义发展生产力的经验和方法，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以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为出发点。
试探中国经济发展的隐忧与化解
摘要：当前中国经济发展在市场主体、资源配置、经济增长、国民收入分配、产业升级和宏观调控等方面偏离了20_年《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的改革方向，为未来经济发展埋下隐患。只有通过完善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化解这些隐忧，才能为经济持续健康发展铺平道路。
关键词：经济发展国民收入宏观调控
市场主体国有化还是多元化
自市场化改革以来，在竞争性领域，国有经济已逐步退出，非公有制经济成为市场主体;而在一些垄断领域，国有经济仍占据绝对主体地位，并且排斥非公有制经济的进入。近年来，在竞争性领域，由于部分行业的利润率高，国有资本又有重回竞争性行业之势，甚至出现国有经济排斥非国有经济的现象，最明显的是煤炭行业、房地产行业和钢铁行业，如山西国有煤炭企业集团对非国有煤矿的强制性收购;国有房地产公司高价拿地排斥非国有房地产公司;亏损的国有山东钢铁重组民营日照钢铁;宝钢收购民企宁波建龙钢铁公司;中国商飞、四川航空集团、成都交投集团三家国企重组民营鹰联航空公司等。
国有资本更多地进入竞争性领域与民争利，必将影响民营资本的投资热情，造成市场主体单一、缺乏竞争，最终形成经济发展高度依赖国有经济的局面，背离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而且，改革的历程充分证明市场主体在由单一走向多元过程中，市场绩效得到明显提升。所以，培育充分竞争的多元化市场主体至关重要，本文所言及的多元化市场主体绝不局限于充分竞争行业，还包括垄断行业，也要有非公有制经济成分。这就需要一方面加大对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造，允许民间资本与国外资本介入，实现国有企业投资主体多元化。另一方面要破除所有制门槛，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让不同所有制经济主体在共同的市场经济体制框架和制度框架下平等运行。惟有市场主体多元化才能为经济发展注入不竭的动力!
资源配置计划抑或市场
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要求是使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发挥更大的调节作用，但是，近年来在资金配置和资源性产品定价方面却呈现出市场职能弱化、计划职能强化的趋势。以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资金来源为例，国家预算投资规模愈来愈大，从20_年的2，687.8亿元增长到20_年的14，677.8亿元，8年间，投资规模扩大了5.5倍，而同期国内贷款和利用外资的投资规模分别扩大了3.9倍和1.9倍。20_年底，为应对美国金融危机，国家新增了4万亿投资计划，这些项目基本交由国有企业承建，而国有企业自身并不缺乏资金，在资金没有更好的投向时，有的企业甚至将获取的贷款违规投向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相反，受金融危机;中击最大、也是最需要支持的民营出口型企业并没有得到国家在贷款、贴息、税收减免、补贴等方面的额外支持。资金没有按照市场机制的要求流向最需要的领域，而是通过国家计划配置。
再以资源性产品定价为例，据海关统计，20_年我国进口原油从年初1月的412美元/吨稳步攀升至12月的643美元/吨，累计涨幅达56%，而国内的成品油价格只在20_年10月上调了500元/吨。由于国内油价涨幅远远低于国际油价，使得国内的企业并未感受到成本上升的压力，在国家的补贴下继续加大出口，换取经济的快速增长。到了20_年，国内石油企业再也无法承受高价进口原油低价销售成品油的局面，采取限产措施迫使国内油价上涨，一时间“油荒”遍布全国。20_年11月，由于油价调整滞后，导致“油荒”再度蔓延。而当国际原油价格下跌时，国内油价却迟迟不能下调。国内油价的计划管理使国家利益和居民利益双双受损。
计划配置资源的低效率是不争的事实，这也是经济体制改革的原因所在。当前的资源配置方式如果延续下去无异于计划经济的复归，势，必将会影响资源的配置效率，背离建立并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初衷。坚持市场化改革的方向不动摇，就需要逐步减少计划配置资源的范围，强化市场的资源配置作用。在当前，尤其要降低国家投资的比重，使企业投资成为主体。另外要逐步解除资源产品的价格管制，深化资源价格改革，理顺价格传导机制，使资源价格既能反映市场供求关系，又能反映资源的稀缺性，避免人为干预造成市场机制失效。
经济增长谁主沉浮
20_年以来，中国一直保持25%左右的投资增速，大规模的投资加剧了国内产能过剩，在国内需求不足以消化的条件下，只能依赖国际市场，而国际市场的动荡使得国内经济增长起伏不定。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前，我国的外贸依存度曾高达63%，这比贸易立国的日本还要高出1倍。高企的外贸依存度～方面反映了我国的经济开放程度，另一方面也暗含了外部需求将主宰中国经济沉浮。20_-20_年，由于外需的强劲拉动，中国经济始终保持10%以上的高速增长，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分别达到23.1%、18.1%、16.1%。由于受20_年美国金融危机的影响，20_年，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由20_年的18.1%急剧跌至，40.6%，拉动经济增长由2.5个百分点迅速下滑至-3.7个百分点。经济形势的变化迫使中国实施了一系列扩大内需的政策，但经济增长仍未能回复到危机前的水平，经济增长明显高度对外依赖。
世界上的大国，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经济增长主要为国内需求所驱动，而非外部需求，这是大国经济发展的基本模式。中国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战略在资本短缺年代曾发挥了重要作用，也为中国的经济增长做出巨大贡献。但是当前各国为应对经济危机，都加大了贸易保护力度，中国出口遭到贸易国名目繁多的指控与制裁。继续坚持出口带动经济增长，势必会加大中国与世界各国的贸易摩擦。据商务部统计，20_年，美国金融危机引发的贸易保护致使当年中国出口产品遭遇的反补贴、反倾销调查跃居全球第一，涉案金额高达36亿美元。到20_年，对中国发起“两反两保”调查案件数达到116起，涉案金额高达127亿美元。显然，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已经难以为继。
此外，中国是个资源匮乏的国家，长期秉持出口导向战略必将耗尽国内资源，使得未来的经济发展缺乏资源支撑;而且现有的经济发展经验表明还没有一个大国依靠发展外向型经济进入发达国家行列，按照现行的模式只会使中国长期陷于国际分工的低端，难以实现大国崛起的目标。中国是个发展中的大国，有着广阔的国内市场，依靠本国市场完全可以实现国民经济的正常循环，形势的发展要求必须把经济增长由外需带动转向内需带动，以减轻对外依赖。国民收入分配国富民富之选
从国民收入分配角度看，这些年经济增长的成果更多地归由政府支配，而非居民，结果形成强政府、弱国民的格局。20_-20_年，中国的财政收入增速分别为14.9%、21.6%、19.9%、22.5%、32.4%、19.5%、11.7%、23%;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分别为9%、7.7%、9.6%、10.4%、12.2%、8.4%、9.8%、7.8%;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速分别为4.3%、6.8%、6.2%、7.4%、9.5%、8%、8.5%、10.9%。8年间，财政收入平均增速20.7%，城镇居民收入平均增速9.4%，农民人均纯收入平均增速7.7%，财政收入增长2倍于城乡居民收入增长。在这样的分配格局下，不可避免地助长了政府消费，抑制了居民消费和民间投资，形成政府主导型经济发展模式。据统计，居民消费占比已从20_年的73.4%下降到20_年的70%，而政府消费的比重则由26.6%上升至30%。
国民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离不开居民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而非政府收入的不断增加。为此，需要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从部门角度调整国民收入分配，需要建立财政收入和居民收入协调增长的机制。在国民收入再分配中，要将政府部门的支出更多地投向民生领域，缓解公共物品供给不足的现状，为扩大居民消费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从生产要素角度调整国民收入分配，需要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通过国民收入分配适度向居民倾斜和增加居民的财产性收入来提高居民消费能力。
主导产业如何转换
市场化改革以来，中国依托比较优势逐渐形成以劳动密集型为主导的产业，并以此参与国际分工，但这种发展方式延续至今已使主导产业固化在国际分工中的低端，企业兴衰主要取决于国际市场，20_年全球经济衰退引起的外需减少造成我国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近7万个中小企业破产和2，000多万人失业就是很好的例证。重新选择与确立主导产业，增强经济发展的自主性已是迫在眉睫。
产业演进的规律决定了我们不能永远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导，在选择未来的主导产业时，我们应遵循生产率上升基准、收入弹性基准和产业关联基准来确立。20_年国务院陆续公布的钢铁、汽车、船舶、石化、纺织、轻工、有色金属、装备制造、电子信息和物流等十大产业振兴规划中，除纺织、轻工业和物流属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外，其余大都具有资本密集、技术含量较高、以及产业关联度大的特点，具备将其确立为未来主导产业的条件。如再辅之以必要的产业政策，可以助其成长为在国际市场占有～席之地的产业。
在选择好未来的主导产业后，就需要逐步减少对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支持，首当其冲的便是降低出口退税率。出口退税政策本质上是支持出口导向型产业发展的一项措施，保持较高的出口退税率，无异于鼓励低端制造业的大量存在。实现主导产业转换，需要将出口退税率稳定在一个合理的水平，然后逐步降低，以此逐步淘汰低端产业，实现主导产业的升级。与此同时，要积极营造有利于科技创新型企业成长的环境，从注册资本、土地使用、税收、贷款贴息方面给予优惠。通过扶植科技型企业的成长，使中国逐步走出高度依赖比较优势产业的困境，实现主导产业由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转换，籍此提升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增强经济发展的自主性。
宏观调控绩效如何提高
近些年的宏观调控政策往往难以取得预期效果。在应对20_年的经济过热时，央行曾频繁上调存款准备金率，但收效甚微。进入20_年，上半年，国内还在防止经济增长由过快转向过热，防止物价上涨转变为全面的通货膨胀而执行紧缩的货币政策，下半年，当美国金融危机蔓延之时，我们却不得不执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在积极的财政政策条件下，规模庞大的政府投资一方面挤占了民间投资;另一方面也因支出过大，财政风险正在不断累积。在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条件下，过剩的流动性不断推动资产价格上涨。2年间，一线城市的房产价格翻了一番;黄金价格不断创出高位;就连一向低价徘徊的农产品价格也出现了大幅上涨。国家实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的初衷是为了保持经济增长，结果却引发了通货膨胀。当20_年国家将抑制通货膨胀列为宏观经济政策的首要目标后，人民银行通过连续6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和3次提高存贷款利率回收流动性，通货膨胀虽有所回落，但中小企业的融资难问题日渐凸显，大量中小企业陷入困境。显然，政府的宏观调控绩效难遂人愿。
提高宏观调控绩效首先要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由于体制不完善，市场主体对经济调节手段不敏感，市场机制在调节经济运行中的作用就会受限，往往需要借助计划手段才能达到目标。其次要转换调控对象。当前的宏观调控更多的是需求管理，在经济高涨阶段，压制需求;在经济衰退时，刺激需求，忽视了供给调控，结果造成过剩与短缺并存的现象。完善宏观调控要更多地关注供给，使供给能够迎合需求，避免脱离供给，盲目刺激需求。此外还需改革汇率制度。缺乏足够弹性的汇率制度容易造成输入型通货膨胀和国际收支失衡，而且还需要根据外汇储备的增加被动增加本币供给，我们知道在固定汇率条件下，资本流动，很难保证货币政策的自主性和有效性，提高宏观调控绩效需要逐步将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向浮动汇率过渡。最后，要保持政策的相对稳定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短期内虽然可以起到刺激经济或抑制通胀的作用，但不宣频繁使用，如果长期使用，居民理性预期做出的适应性调整反而会使政策失效，影响宏观调控的绩效。
内容提要：文章从经济学研究者和普通读者的角度，论证为什么人们需要研究经济发展，特别是研究中国经济发展；并从理论创新的目的出发，讨论了为什么需要以批判性或者另类的思维方式研究经济发展；从方法论角度列举了一些重要的正面和反面范式，作为批判地研究经济发展的例子；同时简要介绍了可以作为理论研究出发点的、经济学说史中若干关于经济发展的重要特征化事实概括。
关键词：中国经济发展/批判性思考/思维范式/特征化事实
作者简介：蔡昉(1956-)，男，北京人，经济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研究方向为包括“三农”问题的理论与政策、劳动经济学、人口经济学、中国经济改革和经济增长、收入分配和贫困等，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北京100732
一、为什么要研究中国经济发展？
为什么要研究中国经济发展，其实不是一个可以直截了当予以回答的问题。当然最重要的是因为中国经济值得关心，即使不是研究经济问题的，作为中国人，所有个人所关心的问题最终都会落脚到中国经济。另外，明白中国经济发展改革的历程，甚至它的历史，懂得用什么样的理论框架、思维框架去看待中国经济，本身是一种训练。除了我们是中国人，自然关心中国发展现象和经济前景之外，还有以下几方面的理由。
我们首先思考一下什么是理论。理论不可能脱离实际，理论脱离实际也就没有意义了，就像是屠龙之技，只能束之高阁。理论为什么有用，是因为理论对现实做了一种抽象。有人会问，现实是实际存在的，直接观察现实即可，为什么要抽象为理论？一方面，描述现实不可能穷尽所有实际事物，必须把它加以裁剪、抽象，浓缩在更小一点的框架内，这样我们的大脑才能够处理。另一方面，尽管可以观察横向现实，但不能观察到所有现象，也可能受假象迷惑，得到错误的结果。
其次，通过历史即别人的文献可以观察纵向现实，但这些文献可能是错的。而且历史记录可以是客观的，但大多数情况下却往往是主观的，诸如“为尊者讳”、“为贤者讳”，涉及重要人物时会进行粉饰，因此任何历史都不会绝对客观。即使历史记载可能是真实的，但也不一定是具有代表性的。需要抽象的理论帮助我们正确认识历史，尽管文献不一定正确，但是有了理论框架、思维方式可以重新反读文献，利用现有文献，而不是受它的影响。
最后，未来是观察不到的，那么如何预测未来呢？需要抽象的理论理解过去和认识当前，然后才能预见未来，只有按照理论逻辑想象看不见的未来，才可能是正确的。真正认识历史发展规律，以古鉴今、洞悉未来、见微知著、高屋建瓴，需要学会创造性思维，特别是批评性思维，甚至有时需要另类的思维。其中最重要的则是掌握理论的抽象性质。经济学家这种洞悉力的最好例子，是凯恩斯出名之作《和平的代价》。1919年，凯恩斯曾经作为顾问参加旨在惩罚作为战败国的德国的巴黎和会。在政治家们全力以赴要德国赔款的时候，凯恩斯匠心独具地看到过度沉重的赔款负担，终究要压垮德国，并预见到这会成为未来的战争灾难的种子。他的建议并没有被政治家们接受，但是后来希特勒发动罪恶的第二次世界大战，证明了他的远见卓识。“二战”之后，美国一改以往要求赔款的做法，实施了著名的“马歇尔计划”，无疑是凯恩斯思想的开花结果(阿兰·曼，20_，第七章)[1]
我们再来看什么是中国的经济发展经验。讨论中国的发展经验，首先固然是因为我们在世界发展谱系的后端，拥有计划经济的所有弊端，具有经历了二元经济的所有发展中国家的特征，在经历30余年的改革和发展过程中，迅速地改变了面貌，人们普遍认为这是一个成功的经验。特别是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做法上，既否定了计划经济下传统的发展战略，也没有照搬新古典主义、新自由主义、华盛顿共识，好像创造了中国独特的模式，这些都是研究中国问题的理由，但这还不是全部理由。
重要的是，中国经验可以帮助我们浓缩历史经验，并抽象成经济理论。中国经验的优势就在于，它自身已经做了抽象。如刘易斯讲二元经济理论，也就是说很多发展中国家具有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特征，经历二元经济发展时期，这个时期的后期发生了称为转折点的变化，后来也有人称之为转折时期，一般认为，这是发展中国家的特征。那么西方国家有没有呢？这个问题非常值得研究，刘易斯在提出二元经济理论特征时用了很多欧美早期经济发展的经验，但是从来没有人说西方国家也有二元经济理论。我认为，任何国家的发展过程进行抽象之后，都是共性多于个性。为什么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理论的对象是发展中国家，运用其理论的也是发展中国家，原因就在于早期欧美国家的二元经济发展历程是匀质的、渐变的，每个特殊时期不具有典型的结构性特征，结构演变在非常长的过程中形成。而发展中国家的结果是非均衡的、异质的，拥有显著的阶段性特征的发展过程。
经济学家一直把有没有“二元经济”视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发展历程的不同，其实我个人认为根本不同在于发达国家本身具有很多、很大的波动，但由于早期发展历程太长，以至于最后看不出阶段变化。即是说，时间太长把所有的区别与特征都拉平了。
中国经验不仅像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浓缩了发达国家早期的发展历程，而且中国的发展比一般发展中国家更浓缩，浓缩的结果就是把所有特定时期的特征——转折时期的特征，各种阶段性的特征更加清晰地展示出来。因此，中国的发展经验把其他国家上百年甚至几百年的发展历程浓缩到几十年中，这样中国经验本身已经做了足够的抽象，研究这个抽象过程有助于再作进一步的抽象。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正如弗里德曼所讲，谁把中国的发展和改革说清楚，谁就应该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看上去这话跟没说一样，因为无法定义是否说清楚了。我想他是说，一般而言，中国是世界上举足轻重的国家，人口最多，既是计划经济的受害者，又是不发达的受害者，经济学既要研究发展现象，又要研究转轨现象，然而这么重要的两个现象在中国同时出现，如果说清了，那么理论上一定有创新，因此应该获得诺贝尔奖。
我们还可以从个人的功利性角度来理解为什么研究中国经济发展。学经济学，无论是经济理论，还是经济发展事实，固然应该当作一门公众的学问来研究，而不仅仅是为了搞纯粹的经济研究，应该超越这个直接目的。我所强调的是，学经济学，理解经济发展，对每一个人都有意义。
首先，作为公职人员来说，认清世界以及中国经济发展的规律、潮流、未来的走向，对于日常工作的判断也具有帮助。其次，对做企业的来说，要判断中国未来的发展前景，如果经历一些阶段性的变化，那么这个变化的政策含义是什么，这个含义怎么变成商机，怎么变成经营中必须避免的误区。学习经济学、理解经济发展事实对此意义重大。再次，研究经济发展规律，研究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对个人理财也有帮助。最后，培养一些经济学的理性思维方式，对个人在一生中做出更多正确的人生抉择都会有帮助。另外，可以利用经济学的理性思维方式认识社会和个人的关系，对社会认识得越多越透彻，能够抛开凡人琐事的可能性就越大，也就更能享受得到的东西。
二、创新理论要善于批判性思考
上述关于为什么要研究中国经济发展的理由，是从一般意义上讲，或者说从纯粹的方法论上来说，中国经济发展经验更具有进行理论创新和理论抽象的空间。对具体的研究过程来说，从商、从政、做研究的人无疑都关心中国，研究中国经济发展固然各有其功利目标，但是，背后有一个目的却是共性的，即培养正确的思维方式。所以本文副标题就是“一个另类却有用的分析框架”。其实不仅仅是另类的，也是批判性的，用此思维方式来观察和分析中国经济发展，可以说是“有用的”。随后，我们将说明为什么需要批判性思考的理由，以及培养这种思维方式的途径。
加尔布雷思提出“传统观念”这个概念，其核心就是，传统观念巨大的惰性是社会性的、全国性的、甚至是世界性的。在一定程度上，大家都被现存理论解释俘获了。凯恩斯也说过，政治家无论承认与否，其实他们都是某种已故经济学家思想的俘虏。
无论是作为理论的生产者还是消费者，理想的状况是都应该有自己创造性的思维，自己要解释现实，哪怕是另类的理论。但是，如果不知道别人的东西，怎么知道自己是另类，如何判断自己的理论是创新的？因此，理解别人的理论与形成自己的理论之间的关系是，要在学习过程中自己反复琢磨。接下来进入到批判性思考过程，着眼于学的目的是为了创新，是为了有一种新的、更加具有解释力的理论，而不是学过且过、来单照收。
怎样形成自己的思维范式，或者说怎样培养自己的创造性思维呢？一种方法是，不断研究，问题越来越深入，最后培养出自己的一套东西，培养出自己的思维方式。但值得注意的是，这条道路是异常艰辛的，存在不能成功的风险，换句话说成功概率充其量只有5%。为什么这么说呢？一般来说，读博士学位目的是要做研究，若是想做具体事情(当政府官员、从商)，本科毕业之后就可以，或者读MBA。有人统计发现，在美国拿到经济学博士学位的毕业生中，只有5%的人成为经济学家。这里经济学家的含义也存在差别，我们过去认为成名成家之后有一定影响的才被称为经济学家，但在美国，以经济学研究作为职业的就被称为经济学家。在这5%中只有更小的比例有创造性成果，也就意味着，仅仅靠自己不断地做那些不能升华到创造性水平的研究，并不能达到目的。
所以，在做研究的过程中需要不断回顾、总结、找路径，分析自己过去的路径对不对，然后找到下一层次的路径。我们常常讲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其实我们的研究方式也面临着转变，在疲于奔命完成课题任务的同时，我们也变成了传统研究方式的生产者，不断的投入(体力、脑力、精力)，固然可以依靠这种方式养家糊口，但只是低水平的循环，提高就很有限，离真正的理论创新只能渐行渐远。
三、批判性地思考的几种思维范式
一些常见的不正确思维方式，总是把我们不约而同地推向错误思维。批判性思考的一些范式问题，来自于平时自己使用的框架去审视自己的研究，借着这些思考一些问题，虽然非常不完整，没有讨论方法论中很多成形的、比较系统的思维框架，只是结合我自己在阅读中见到的，并于研究中进行过思考的一些逻辑要点或者误区整理于此，以帮助我们形成批判性思维方式。
(一)“于此之后，必为所致”
这句话来自于拉丁语“posthocergopropterhoc”，译为英语是“afterthis，thereforebecauseofthis”。关于该逻辑谬误的中文表述是，“既然这个事件在上一个事件之后发生，那么这个事件一定由上个事件引起”，可以把其简化为“于此之后(posthoc)”。简单地讲，这是在说明一种错误的因果假设，例如错误的原因、偶然的关系或者是非因果关系。这种逻辑谬误与“因为如此，所以这般(cumhocergopropterhoc)”存在微小区别，posthoc逻辑谬误强调按时间顺序发生的事件之间的一种谬误关系。例如，春节和明信片之间的关系，在春节前发送明信片，按照时间顺序，错误的推论是：由于先发送明信片然后才产生春节。
这种因果关系是在思考问题时，特别是在做经济学研究的时候最容易犯的错误。在早期，比如经济学研究初期，当时被称为政治经济学，人们还不知道计量，这个问题可能还少一些，尽管有人是正确的因果观，有人是错误的因果观，但是错误的因果观没有成为普遍现象。但是随着经济学的高度发达，特别是计量经济学的作用越来越重要，错误因果观成为普遍现象。可以说无论在中国还是在外国，经济学家中有一半人是错误的因果观。我们的学生学了计量，特别是计量学的不错的，最容易落入这种“于此之后(posthoc)”陷阱。
另外，目前在学者中存在的一个常见现象，是阅读文献时首先看用了什么数据，发现中国也有这样的数据，然后就去看模型估计方法，最后做出结果。人家都做过了，还做它干什么呢？把前面所有理论的分析，理论的因果都省略了。美国的学术期刊有一种不好的导向，鼓励人们在数据和估计技巧上花样翻新，误导年轻学者，使其忘记自己的终极目标。应该反复提醒自己尽可能避免这种倾向。因为因果是客观存在的，但观察不到客观存在，如果从客观出发看因果，只能看到明信片先到春节后来。因此，只能用理论看因果，没有理论就没有正确的因果观。
(二)“反设事实”
一种值得正面推荐的方法是所谓“反设事实”法，英文为Counterfactual。反设事实思维是一个心理学术语，描述了人们有设想实际情况对立面的倾向。人们经常有意地去思考，如果前提发生变化事物会完全不同，去设想事物将会怎样。可以理解为，通常认为历史发生过一个变化，随后产生了因它而生的一系列变化，但是，作为逻辑起点，假如作为因的变化是不真实的，即假如没有这样的变化，那么随后的所有结论就有可能不成立了。
在思考问题时需要想一想，作为逻辑起点的那个事件到底真实不真实。任何研究都不可避免回到以前那个时间的逻辑起点。如果中国不是计划经济，当然只是一种纯粹的假设，如果计划经济不是由意识形态造成的，而是为了加快工业化，那么该怎样解释中国的经济发展；如果仅仅是因为斯大林告诉中国要搞计划经济，那么对于中国经济发展的解释又会是什么结果。研究中大部分时间都会与过去的事实打交道，因此有必要分析过去的事实是否成立。当起点事实发生变化后，某些原来得出的结论可能并不正确。但是如果不改变起点事实，不设想不同的起点事实，不用理论推理出这样的事实，可能后面的研究就不知道该怎么做，只能是人云亦云，得不出有价值的研究结论。因此，善于提出假设，重现假设历史，都可能是培养自己思维的一种方式。
罗伯特·福格尔(RobertFogel)与诺斯一起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理由是他的两个与所有现存的观点完全不一样，且经计量经济史方法检验的观点。[2]一个是美国的奴隶制。普遍认为奴隶制是不人道的、低效率的，但他研究的出发点是，假如是低效率的，为什么为了推翻它却是通过战争，花费巨大代价，而不是通过经济制度的转变来改变。他回到起点进行研究发现，奴隶制是有效率的，而且在南方效率很高，反推发现，南北战争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甚至几十年都没有回到原点上。另一个例子是贯通美国东西的大铁路对美国经济增长的贡献。长期以来在美国经济史的研究中，都认为东西大铁路对美国经济发展是有贡献的，因为它使美国经济加快西进。这里，他也回到原来的起点进行研究发现，东西大铁路的修建对美国经济发展的贡献微乎其微，根本不能解释美国经济快速的增长。
安格斯·麦迪森(AngusMadison)的研究(例如《世界经济千年史》、《中国经济增长的长期表现》)的方法论，也建立在“反设事实”的出发点上。他整理的各国经济历史数据，在实际历史上是没有的，为了发掘这些数据在方法上必须有假设，要有一种特殊的路径才能回到原点把“没有”变成“有”，他使用的也是反设事实的方法。
我和同事写过一篇关于剩余劳动力估计的文章，设问“假如农业劳动力不再剩余，会发生什么”。剩余劳动力估计本身并不需要反设事实，只是一种反传统观念，但逻辑上继续推演，就是反设事实方法了：如果剩余劳动力不再是1.5亿或者2亿，而是很少甚至微不足道，那么一向为人接受的很多其他结论可能是错的，例如城乡收入差距可能被夸大；农业技术进步也不再是劳动使用型，而可能是劳动节约型。
(三)“传统观念”
加尔布雷思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都被主流经济学家当做另类，很多诺贝尔奖获得者都批判他，甚至他当选美国经济学会主席之后，有许多一流的大师级人物宣称要抵制他，不参加会。但最后这些人还是都到会了。虽然他们众口一词地进行批判，但是却不得不承认加尔布雷思的巨大影响，可以批判他不是正宗经济学家，但是不会认为他是无足轻重的人物。他当过总统的顾问、驻印度大使、美国经济学会会长。没能获得诺贝尔奖，但他的影响却是迄今为止美国经济学家中最大的。加尔布雷思在20世纪50年代末写的《富裕社会》[3]就是批判传统观念或传统智慧(conventionalwisdom)，其中第二章阐述传统观念的概念。如果说经济学家有谁创造了一系列概念，能够持久地变成全世界流行的知识分子共同语言，他是唯一的，例如传统智慧、制衡力量等等。
加尔布雷思的意思是，当反思最经常接受的观念或理念时，很可能发现它们已经过时。创造这些概念时可能进行了抽象，反映了特定时期相对的真理、相对的规律，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变成传统观念，这意味着他们不能解释今天。加尔布雷思是一个坚定的凯恩斯主义者，凯恩斯出现的时候遭到了众多人批判，尤其在美国。凯恩斯遇到的最大挑战，就是亚当·斯密、马歇尔流传下来的古典或新古典的、自由放任的经济理论，因此在凯恩斯的时候这些理论即为传统观念。加尔布雷思也认为，随着凯恩斯被人们接受以后，他自身也不可避免成为传统观念。不打破、不怀疑传统观念，永远都会跟在别人后面思维，甚至是在不断地试图验证这些传统观念。
传统观念最大的问题，即最容易让我们掉入这个陷阱的原因是，我们天生就崇拜前人、死人、名人、权威。如果当今有人提一种理论，尤其是他跟我是同代人、同辈人、甚至是我大学同学，那么即使是正确的，我都会说这是错的，很自然地挑战他的权威。如果这个人已经被称作大师，成为很权威的学问家，那么我就不会挑战，我接受他的观点就变成传统观念。加尔布雷思在《富裕社会》中提到，传统观念不容易被推翻，即使做了很多工作，人们也认为是对的，但转身之后又回到传统观念。
以中国人口的数量为例。许多人动辄说中国人口将要达到16亿高峰，但是研究人口的都知道，中国人口甚至不可能达到15亿，即使在适度调整生育政策的情况下也不可能。16亿只是最初的预测，然而预测需要随着变动不断调整。比如说世界银行最初预测中国GDP增长率在某年是8%，如果第一季度中国GDP增长率超过了10%，那么世界银行必须立刻调整。同样，中国总和生育率不断下降，就必须调整预测，调整至今无论怎样也不会有16亿。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你无论怎么说中国人口峰值不会超过15亿，人们也承认你的权威，但下次他们遇到这个话题时，依然还是讲16亿。仅是以此作为一个例子，传统观念并不是单指是否接受新证据，更是指支配思维的观念。
如果面对有相同学术规范的经济学家，我把所有该质疑的都质疑了，你也解释清楚了，其中没有错误，我也认同是正确的，那么你的证据我可以接受，但是我的思维方式还是不变。加尔布雷思出了一部系列剧叫《不确定的年代》，质疑弗里德曼所坚信的自由主义，弗里德曼担心人们会改变自由主义的观念，所以急忙拍了《自由的选择》。质疑传统观念是必要的，特别是在我们这个时代，学术规范不健全，很多所谓事实都是错的，从一开始可能就是错的，即使有些东西曾经是对的，但在很久之前已经错了，可我们依然当作事实来接受。
(四)“皆因一根钉”
另一个有助于进行批判性思考的步骤，是关注逻辑细节。以一首诗作为这一段的开始：Forwantofanailtheshoewaslost;Forwantofashoethehorsewaslost;Forwantofahorsetheriderwaslost;Forwantofariderthebattlewaslost;Forwantofabattlethekingdomwaslost;Andallforthewantofahorseshoenail。翻译成中文可以是这样：只因少根钉，蹄铁无踪影；只因少蹄铁，战马送了命；只因缺战马，大将竟牺牲；只因缺大将，战争没打赢；只因输战争，王国一命终；坏事连成串，皆因一根钉。
引用这段是要说明，在进行大胆假设之后，还要小心求证。中国传统的所谓小心求证，也是粗放型求证，努力发现为我所用的材料。在经济学分析的过程中，核心依然不是表面的东西，仍是理论逻辑。数学使经济学分析更加严密，对于大脑来说，有人天生严密，有人天生跳跃，因此不用数学约束大脑时，担心缺乏逻辑性和每一步骤的高精密要求。在做了所有的创造和批判之后，并不见得一定会实现理论创新，必须对理论进行严谨的推理及检验。
建筑理论大厦，或者哪怕只是建筑理论小屋，也是要靠一砖一瓦、一草一木建起来的，没有这些材料不行，类似于没有马钉。但还要有结构，没有结构就不知道怎么建。因此，在整个逻辑中细节最重要，苛刻地讲，没有细节就没有逻辑。以我们自己为例，整个研究论证的细节远远不够完美，这需要长期培养，谁也做不到最完美，但是要逐渐提高，不断臻于完美。
如果做学问是为了完美，为了创造，就应该使细节完善，哪怕是没有人能够看出来的细节，也产生一种美感。理论上、逻辑上的完美可以使自己做研究有愉悦感。另外，我认为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即使你是一个精英，你能挑出其他人的这个毛病那个毛病，但是把群众加总起来之后形成的判断力你是想象不到的。只要有正确的研究观，自己获得理论的满足，期望做出真实的贡献，就要非常注重研究的逻辑细节。
四、关于经济发展的特征性事实
愿意尝试运用正确的思维方式支配自己的分析之后，理解中国经济发展，还需要从一些必要的背景知识入手，特别是有些可能涉及经济史上著名的争论，譬如说解释李约瑟之谜。可借鉴的是经典文献中关于经济发展特征性事实的概括。经济学文献中，大家把自己做出的一些研究结论，不轻易称为经济理论、经济规律，只称为事实或特征性事实(stylizedfacts)。尽管不一定都是真实的，但是可以成为研究和观察问题的起点，按照这个“事实”进行另类研究，研究事实本身的变化，思考如何检验这些事实。如果发现某些“事实”是错误的，恰好可以提出反论。
面对前人已经做过的研究，既然能把它们称为特征性事实，说明做了足够的研究分析并进行了概括。因此，这些概括是非常好的起点，已有的研究要经常放在这些框架中进行检验，这是一种非常有益的研究方式。关注特征性事实的目的是双重的，一方面，在你尚没有足够经验的时候，可以把特征性事实作为一种参照。例如，使用中国的数据做一个计量研究，发现结论在某些特征性事实中陈述过，那么会更加确信自己的研究。另一方面，研究经验积累到一定程度之后，可以对相关陈述进行检验，验证它们在中国是否仍是事实，增进自己的认识。
(一)库兹涅茨关于现代经济增长
在我研究的早期，读的比较多，引用也比较多的，是库兹涅茨关于现代经济增长的事实概括。近年来，讲刘易斯理论的时候，我们懂得了发展中国家长期处于二元经济发展时期，在特定的发展阶段上，则存在一个转折点即刘易斯转折点。但是，达到这个转折点之后，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转向哪里呢？库兹涅茨研究的正是关于从传统经济向现代经济增长的转变。
在他的诺贝尔奖演讲中，库兹涅茨用了六个特征对现代经济增长进行概括(西蒙·库兹涅茨，1997)[4]。第一个最明显的特征是，发达国家中人均产值和人口的高增长率，两者都是这些国家以前可观察的速率和世界其他国家及地区的速率的较大倍数。第二个特征，每种生产要素、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速度，达到以往未曾有过的速度。第三，经济结构的迅速变化，包括从农业转向非农业，从工业转向服务业，生产单位规模的变化和与此有关的企业类型变化，职业状况变化及其他方面变化，都以更快的速度进行。第四，经济结构的迅速变化相应导致了社会结构和意识形态的变化。第五，发达国家借助于增大的技术力量，特别是在通讯和运输方面，造成一个与以往任何时代都不同的世界。按现在的语言，就是全球化。第六，现代经济增长传播仍然只具有局部效应，占很大人口比重的世界其他部分，经济成就仍远远达不到既有技术潜力的最低水平，即存在发展的区域差距。
中国正在跨向刘易斯转折点，按照已有的概念转向现代经济增长，可以依据这六条标准进行参照。同时，我们也可以分析这六条标准的现代版本，或者说在什么意义上这六条标准中的某些可能已经不太准确，也许当年日本转型时可以把它作为标准来判断，但是现在它可能不是更为本质的标准或特征。
(二)帕伦特—普雷斯科特发展事实
帕伦特—普雷斯科特发展事实，是这两位作者(斯蒂芬·帕伦特、爱德华·普雷斯科特，20_)[5]总结20多年经验所提出来的，特别强调收入分配的发展事实，其中普雷斯科特曾经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这些事实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国家之间存在着巨大的财富差距。第二，财富差距既没有扩大也没有缩小，1960-1985年期间基本稳定。第三，财富分配是上移的，即富人越来越富裕，但是穷人也比以往富了。不是说富人越来越富，穷人越来越穷，因此，没有绝对贫困陷阱。第四，既有发展奇迹也有发展灾难。从历史的角度来观察，就是说经过中等收入阶段之后，有的国家是经历了发展奇迹，即向高收入水平迈进，有的是经历了发展灾难，徘徊在中等收入陷阱中。这是他们概括的与收入分配状况、收入差距扩大还是缩小有关的，或者说趋同还是趋异有关的一些基本观察。
(三)卡尔多事实
卡尔多与凯恩斯同年代，他做了很多贡献可以与凯恩斯相媲美，他在经济学家中的地位颇高，但就圈子之外的知名度而言，却远远不能与凯恩斯相比。卡尔多(Kaldor，1961)[6]关于经济发展的事实一共有六个：第一，劳动生产率持续提高。第二，人均资本也相应保持持续的增长。第三，从长期来看，利率或者是资本回报率是比较稳定的。第四，资本产出比例也是稳定的。第五，资本和劳动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是稳定的。第六，在世界上同为快速发展的国家之间，人均产出增长率存在着显著差距。
其中概括了经济发展的一些基本现象都和我们今天的研究有关系。例如，在讨论初次分配时，我们就要回答过去30年中，资本和劳动相对回报率如何变化，是否资本份额提高，劳动份额下降。有意思的是，我读卡尔多学术传记时看到，在卡尔多在世时就有很多人抱怨，认为所谓的卡尔多事实根本就不是事实。或许我们可以针对中国发展的研究，通过证伪的手段检验卡尔多事实，或者否定卡尔多事实。
(四)新卡尔多事实
新卡尔多事实是查尔斯·琼斯和保罗·罗默(JonesandRomer，20_)[7]提出的，新卡尔多事实包括以下六个方面：第一，市场范围的扩大。全球化和城市化促进了货物、创意(idea)、资金和人员的流动，进而扩大了所有劳工和消费者的市场范围。第二，加速增长。几千年来，人口和人均GDP的增长在加速，从几乎为零增加到20世纪观察到的较快增长。第三，现代增长速度的差异。人均GDP增长速度的差异随着与前沿科技水平的差距增加而增大。第四，较大的收入和全要素生产率(TFP)差异。生产要素投入的不同只能解释人均GDP增长差异中的不到一半(换句话说，全要素生产率的解释力可以超过50%)。第五，世界各地的人均人力资本大幅度增加。第六，相对工资的长期稳定。人力资本相对于非熟练工人而言在不断增加，但这种量的增加并没有造成其相对价格的不断下降。
参考文献：
[1][法]阿兰·曼.魔鬼凯恩斯[M].余江，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_.
[2]王宏昌.诺贝尔经济学奖金获得者讲演集：1987-1995[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216-218.
[3][美]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富裕社会[M].赵勇，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_.
[4][美]西蒙·库兹涅茨.现代经济增长：事实和思考[A].王宏昌.诺贝尔经济学奖金获得者讲演集：1969-1977[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
[5][美]斯蒂芬·帕伦特，爱德华·普雷斯科特.通向富有的屏障[M].苏军，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_.
[6]Kaldor,N.CapitalAccumulationandEconomicGrowth[A].InF.A.LutzandD.C.Hague(eds.)TheTheoryofCapital[C].St.MartinsPress,1961:177-222.
[7]Jones,CharlesI.andRomer,PaulM.TheNewKaldorFacts:Ideas,Institutions,Population,andHumanCapital[R].NBERWorkingPaper,June20_,No.w15094.
土地改革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彻底铲除封建剥削制度的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一项基本任务。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就提出了彻底的土地革命纲领，领导了解放区的土地改革。新中国成立前，占全国面积约三分之一的东北、华北等老解放区已基本完成土地改革，消灭了封建剥削制度。[1]新中国建立初期，为彻底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并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创造条件，在华东、中南、西南及西北等新近解放的地区(即“新区”，所涉农业人口数和土地面积都占全国总数的2/3以上。)继续开展了土地改革运动。[2]1946年5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清算减租及土地问题的指示》，简称《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亦称《五四指示》)，把抗日战争时期削弱封建的减租减息政策改变为消灭封建实行“耕者有其田”的政策，因而获得了广大农民的拥护，他们踊跃参军参战，支援前线，巩固解放区，积极配合中国人民解放军粉碎国民党的军事进攻。
旧中国的土地制度极不合理，占农村人口总数不到10%的地主、富农约占有农村70～80%的耕地，他们以此残酷地剥削农民。而占农村人口总数90%以上的贫农、雇农和中农，则只占有20～30%的耕地，他们终年辛勤劳动，却不得温饱。这是旧中国贫穷落后的主要根源之一。地主阶级不仅凭借占有的大量土地进行残酷的经济剥削，而且与官僚、特务勾结在一起，任意欺辱和鱼肉百姓。双塔村地主王汉章叫佃户马义山出差，因事晚了点，王汉章即用皮鞭将其眼珠打淌。喂马的长工巩荣石无辜被王汉章活活打死。此外，不少大地主还养着“团防”，作为镇压劳动人民的工具。因此，解决土地问题、没收地主的土地给劳动人民，已成了抗日战争胜利后广大劳动人民的迫切要求。[2]中国共产党为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完成民主革命的基本任务，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就领导农民开展打倒土豪劣绅和反对重租、重息、重押、重税等斗争。十年内战时期，在革命根据地开展打土豪、分田地的斗争和查田运动，实行土地革命。
现阶段中国经济一些“现象性”问题主导着人们的判断：GDP高位运行、股市火爆、物价飞涨、就业太难……就这些现象而言，能否说明中国经济正处于不和谐的发展状态中；如果这样认识，那又怎样理解，在这样态势的带动下，社会财富和个人财富快速增长呢？
本文作者将目前中国经济归纳为六大特征，客观的勾勒出一幅完整的中国经济“百象图”，从中我们或许可以找到答案。
后发性经济
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也是一个推进现代化的过程。就全世界而言，现代化过程是各国相互关联、相互竞争而发展的过程。在这一历史过程中，许多国家“后来居上”，实现了追赶或超过现代化先行国的跨越。
从现代世界经济发展史看，先后出现三次现代化后进国追赶先行国的成功范例：第一次是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美国经济起飞花了43年时间追上英国；第二次是二战之后日本经济起飞，花了40年的时间追上美国。日本被视为世界上最成功的“追赶”国家，它创造了从1820年到1992年期间人均收入提高了28倍的世界纪录（年平均增长率1.95%）；第三次是上世纪60年代以来亚洲“四小龙”花了30年时间追赶西欧国家。
因此，国家从现代化角度看可以分为先行国和后进国，先进国和落后国，追赶者和落伍者；从技术进步角度看，可以分为创新者和追赶者，主导者和模仿者。所谓后进国是指处于相对落后状态的国家。按照格申克龙（Gerschenkon）所说，后进国与其说是在某一点上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的国家，还不如说是在发动工业化和进入工业化时这一问题上，发动（进入）时间相对滞后的国家。中国属于现代化的后进国，从经济学的角度，可以称为后发性经济。
转型中的经济
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涉及29个重要国家近16.5亿人口，是人类最重大的事件之一，中国目前以及相当长时期也都处在这个过程中。这一变革对经济学提出了重大挑战。
当前，集中体现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华盛顿共识”在经济转型实践中已经遭到失败，而根本不符合西方主流经济学家标准处方的中国改革却取得了初步的成功。但是，必须看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中国还只是初步建立。
在比较长的时期，中国经济体制仍然带有明显的过渡性质。行政管理、国有企业、垄断行业、金融、财税、收入分配、社会保障等关键性领域仍然存在着体制性障碍，需要突破；市场经济体制在激发经济活力的同时其负面影响也开始显露；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尚未完全革除，而在计划经济体制时期所取得的某些积极社会经济成果却在体制转轨中有所流失。因此，中国经济改革的攻坚任务还没有完成。
还要看到，西方市场经济体制是经过二三百年的发展才达到现在的成熟完备的水平。所以，我国市场经济发展具有长期性和艰巨性，在完善和实施经济发展战略时，既不能悲观失望，也不能急于求成，而是要按照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循序渐进的推进。
成长中的经济
实现国家的工业化，追求像发达经济体那样的的平稳增长，是各个发展中国家的理想目标。然而，当今世界上的后发现代化国家的经济却呈现两种情况：一种是成长中的经济，一种是停滞中的经济。
成长中的经济，从近期看，都是问题成堆的，比如说，工人下岗、伪劣商品充斥市场、生产安全事故不断等。但是每隔5年或10年回头一看，就能看出经济的巨大变化。停滞中的经济，从近期看，好像问题并不突出，隔了10年回头去看，发现变化不大，这种经济的发展速度非常缓慢，几乎是停滞。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走上了经济发展的快车道，一直保持了经济的高速增长。可以认为，成长中的经济是我国经济的基本特征。从这个特征来看，我们要允许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问题，并努力把这些问题在改革和发展中解决。这就像骑自行车，骑得必须快一点，骑得快就稳，骑得慢就晃，不骑就倒；走钢丝必须往前走，“走”才能保持平衡。从中国经济的这个特征出发，就必须保持比较快的经济发展速度，对经济发展中的问题要有正确的认识。
大国经济
从国际化的角度看经济发展战略，有大国战略，也有斯堪的维亚半岛的小国战略。中国是一个大国，但是以前不被人当成大国来看。近年来，中国的经济增长、国际采购和国内经济政策，对世界经济影响在上升，中国的大国形象已经越来越明显了。
中国的经济发展战略必然是大国战略。大国战略的含义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第一，我国首先要争取一个大国的国际环境，要从世界规则的接受者走向世界规则的制定者。以前中国对国际经济规则的设想太少了，建设性不够。
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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