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检察院刑事抗诉书范文(43篇)

人民检察院刑事抗诉书范文1

当事人决定申诉后，应向检察院提交申诉材料，检察院会在收到申诉状后做出是否受理的决定并送达是否受理告知书。如果做出受理决定，检察院应在受理之日起７日内分情况作出如下处理：

１、不服同级或者下一级人民法院生效民事判决、裁定的，移送本院民事行政检察部门审查处理；

刑事抗诉申请书范文

申请人：王xx，男，汉族，19xx年x月x日出生，住大理市xx.

申请人因不服XX省XX市XX人民法院（xx）x刑初字第xx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的刑事判决部分，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二条之规定，申请人特申请贵院提出抗诉。理由如下：

一、一审判决重罪轻判，适用刑法明显不当

被告人张xx、季xx蓄...

刑事案件的抗诉是指人民检察院认为人民法院的刑事判决或裁定确有错误时，在法律规定的时间内按照一定的程序要求人民法院对案件重新审理的诉讼活动。法律赋予人民检察院的这种抗诉权，是对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工作实施法律监督的重要形式。

在什么情况下，人民检察院才能够对法院的刑事审判提出抗诉呢?《刑事诉讼法》规定了两种情形：第一种是该法第181条的规定：^v^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认为本级第一审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确有错误时，应当向上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v^由于这种情形的抗诉是针对尚未生效的判决、裁定向上一级人民法院提出的要求重审的活动，因此也叫二审程序的抗诉。

对于人...

人民检察院刑事抗诉书范文2

申诉人：汪正安，男，生于一九七一年十一月十三日，汉族，中专文化程度，系蕲春县漕河交警中队辅助警力，手机：13886447068，身份证号码为：421126197111130175。

申诉请求：申诉人因不服鄂蕲春刑初字第00018号刑事判决书，提出申诉。请求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重新审查此案。

事实与理由：

7月25日上午，被告人何国启在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的情况下，驾驶鄂J47218号帕萨特牌小车，位由本县漕河镇三路向七路方向行驶，约8时许行至漕河三路电影院路口处，遇交警部门拦车检查。何国启为逃避检查，驾车强行冲闯，并致执勤人员即申诉人被撞击后倒在该车引擎盖上，后被告人何国启仍驾车拖行被撞倒趴在前引擎盖上申诉人加速行驶5-6公里逃避现场。在逃离过程中，将路边行驶的一辆摩托车撞侧，致使车上四人不同程度损伤。当被告人快速驾车行经赤东镇张岗村后、途中被告人驾车撞击前方同向行驶两辆摩托车时、致使车速瞬间慢、申诉人在此时跳下该车，随后被告人何国启驾车逃离。蕲春县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何国启在驾驶报废车辆套用盗抢车号牌及未取得有效机动车驾驶证的情况下，驾驶车辆以危险方法阻碍执行公务的交通协管员检查，其行为已构成妨害公务罪，认为公诉机关蕲春县人民检察院指控的罪名成立。案发后被告人何国启赔偿了被告人即申诉人和刘汇的部分经济损失，认为被告人自愿认罪，依法可酌情从轻处罚，判决被告人何国启犯妨害公务罪，判处拘役五个月。

申诉人认为：该案罪名应定性危害公共安全罪，而不应按妨害公务罪定性。其理由在以下几点：1、申诉人无妨害公务罪的对象主体资格。妨害公务罪的概念是指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人大代表依法执行职务，或者在自然灾害中和突发事件中，使用暴力、威胁方法阻碍红十字会工作人员依法履行职责或故意阻碍国家安全机关、公安机关依法执行国家安全工作任务，虽未使用暴力，但造成严重后果的行为。结合本案中，申诉人系没有编制，从事交通协管员工作。根据《湖北省实施^v^道路交通安全法办法》第52条规定，公安机关交管部门可以聘用道路交通安全协管员、道路交通协管员协助交通警察维护道路交通秩序、宣传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劝阻、告知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但不得实施行政处罚和行政强制措施。他只有在警察的带领下，履行一定的职责，也行驶一定的公共权力，只有在警察在场的.情况下才能视其为国家工作人员，在履行职务的行为视为执行公务，在没有警察在场的情况下，不能视其为国家工作人员，其履行职务的行为不视为执行公务。另外从目前辅助警力的录用手续及人事关系上来看，申诉人不是公务员，不属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也不属于刑法第93条第2款中规定的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中从事公务的人员。

2、被告人何国启在本案中符合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案件特征。被告人何国启故意实施危害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健康和重大公私财产安全和公共生产、生活安全的行为，并且希望或者放任这种结果的发生。结合本案查明事实，被告人何国启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驾驶报废鄂J47218号拍萨特小车，同时使用盗抢车号牌、行驶在县城人流量大的街道，在遇交警协查时突然加大油门冲闯申诉人，驾车顶着申诉人以70至80码的速度逃窜，途中将路边的两辆摩托车撞倒致车上四人不同程度受伤、驾车继续逃逸、为逃避公安机关调查并将撞申诉人与过路群众的肇事车换上一副假牌照私藏在一隐蔽民房处，从以上事实分析被告何国启的犯罪行为可看出、被告人何国启所侵害的是不特定的多数人的生命、健康或重大公私财产，被告人何国启在本案中符合危害公共安全罪的构成要件。

3、被告人何国启对危害后果的发生持放任心态、行为人为了追求某种目的而实施一定行为时、明知该行为可能会发生某种危害后果、但为实现其意图而放任危险后果发生、是一种典型的间接故意。本案中何国启无证驾驶报废的套牌车上路、本身就是违法、在看到有交警检查、驾车强行冲撞、并致交警撞击后倒在该车前引擎盖上、申请人多次大声要求被告人何国启停车; 何国启故意猛踩油门驾车拼命似的疯狂逃逸行驶5-6公里、何国启明知其危险驾驶车辆发生二次撞击路边正常行驶的摩托车造成了交通事故、仍不管不顾继续违法逃逸行驶、并在明知车前引擎盖上的交警面临时刻生命危险的情况下、继续疯狂逃逸行驶、何国启的这些行为足以表明其驾驶行为会导致事态的危险后果不顾、确持事态放任态度、属于间接故意罪形式。  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是指故意以放火、决水、爆炸以及投放危险物质以外的并与之相当的危险方法，足以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无论是否造成严重后果，只要实施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都能构成该罪。刑法规定，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尚未造成严重后果的，处3年以上以下有期徒刑。造成严重后果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

4、至今为止，申诉人并没有谅解被告人何国启的犯罪行为。被告人不具备可酌情从轻处罚情节。，申诉人是绝对不会谅解被告人何国启的这种想剥夺自己生命的犯罪行为人，尽管申诉人最后经法医鉴定伤情是轻微伤偏重。同时还有被撞的刘巧也是轻微伤偏重。申诉人在本案开庭前也并未得到被告人赔偿的部分经济损失，更没有向任何机关和个人出具谅解书来谅解、该案在蕲春县人民法院开庭的当天，法院并没有通知本案的最大受害人即申诉人到庭举张权利，该院剥夺了申诉人作为本案中受害者的一切权利。

综合以上所述，申诉人认为，被告人何国启应以危害公共安全罪定性，而非妨害公务罪，申诉人在本案中并未出具谅解书去谅解被告人何国启。因为被告人何国启犯罪性质恶劣、社会影响极大、不顾及他人生命及财产、不遵守交通法、不遵守公共安全秩序、这种可杀可剁的犯罪行为实在可恨、应从重判决惩罚、以维护法律尊严、保证人民的生命安全合法权益。蕲春县人民法院在本案审理过程中存在循私舞弊，适用法律程序严重违法，重罪轻判的行为。

湖北省黄冈市中级人民法院

湖北省黄冈市人民检察院

具申诉人：汪正安

二〇一四年十一月十八日

人民检察院刑事抗诉书范文3

申请人：XXX，性别，地址

被申请机关：XX市司法局，地址。

申请事项：申请人不服XX市XX区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xx）下行初字第27号、XX省XX市中级人民法院（20xx）杭行终字第190号行政裁定，特申请XX市检察院依法监督，提出抗诉。

事实与理由：

申请人向XX市司法局投诉律师XX违法违纪行为，在接受委托后，不认真履行职责，损害我的合法权益。要求XX市司法局调查处理XX，并依法赔偿损失。

XX市司法局接收投诉材料后，没有根据《律师和律师事务所违法行为处罚办法》、《司法行政机关行政处罚程序规定》履行法定职责。20xx年7月21日，申请人在XX市XX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诉请被告依法履行法定职责，作出处罚XX的决定。

本案通过立案审查程序，依法组成合议庭，于同年9月2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

一、被告没有依法履行法定职责事实清楚

1、被告《行政答辩状》上称：接到投诉后，我局律师管理处即开展了调查工作，调取了五联所得有关案件材料。但在被告所提供证据清单及相应证据上，并没有关于被告依法调取五联所有关材料的事实证据和法律依据。

2、被告所提供“证据”违法。

被告所提供“证据”1、4、5、6、7、8都是从XX市律师协会中获取，系违法。申请人先向律师协会投诉，由于律师协会的不负责任失去了申请人的信任，继而向被告投诉XX的违法违纪行为。因此被告不存在法律上所规定的委托律师协会调查行为，因为有利害关系，律师协会还应该予以回避。但是本案被告提交的大部分证据，都是XX市律师协会的杰作。这些所谓“证据”，除了证明被告行为违法外，可以确切地证明被告没有依法履行法定职责事实清楚。

3、被告没有向法庭提供申请人《投诉书》及相应证据。

申请人向被告提供了《投诉书》及相应证据材料，投诉XX了违法违纪行为。但在本案中，被告除了提供《非诉讼事务委托代理合同》、《委托代理合同》之外，并没有提供《投诉书》及相应证据材料，被告隐匿申请人《投诉书》及相应证据材料的目的是什么？因为法庭开庭审理后没有依法对证据进行认定，法庭对事实的判断显然有了错误。

4、被投诉人人XX违法违纪事实清楚。

1）违法违规律师XX提供无法履行“非诉事务委托代理合同”委托事项，欺诈申请人交付律师代理费。

2）违法违规律师XX接受委托后，没有依法调查收集证据；封存住院病历材料。

3）违法违规律师XX接受委托后，故意缩减申请人受损害事实。

4）违法违规律师XX接受委托后，不依法计算赔偿标的，故意损害申请人的合法利益（依法计算标的60多万，被缩减成5万多）

5）违法违规律师XX接受委托后，故意隐匿申请人提供的重要原始证据。

根据《律师和律师事务所违法行为处罚办法》第八条第九项规定：接受委托后，不认真履行职责，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第十二项规定：接受委托后，故意损害委托人的利益……；属于《律师法》（原律师法）第四十四条第十一项规定的“应当给予处罚的其他行为”，司法行政机关应当根据《律师法》以及本办法给予相应的处罚。

二、原审法院违反法律规定，对证据不作出事实认定。

被告XX市司法局《答辩状》与其所提供证据不符，所提供的大部分证据，不具备合法性、真实性、关联性。缺乏事实证据和法律依据。原审法院在公开开庭审理后，居然不对证据作出认定。

原审法院裁定及庭审笔录证明原审法院没有对证据作出认定

三、原审法院违反程序，对被告没有依法履行法定职责事实作出认定。

被告即没有提供投诉后的登记证据，也没有依据《XX市律师、律师事务所投诉档案和不良行为档案管理办法》提供被投诉人XX投诉档案以及根据以上律师违法违规行为所相应法律、程序规定应履行职责的事实证据及法律依据。被告没有提供对被投诉人XX依法受理立案调查并作出具有事实证据和法律依据的处理意见。原审法院应根据事实认定被告没有依法履行法定职责。

四、本案不存在超过诉讼时效。

本案已经通过立案合议庭审查，不存在超过诉讼时效问题。原审法院不审查XX市司法局的违法行为，反而以“超过诉讼时效”剥夺申请人的合法诉权。

被告没有证据证明其依法履行了法定职责，就不存在超过诉讼时效的事实。法律上对不履行法定职责作出了60日后就可以起诉的起算时间，但没有作出不履行法定职责的诉讼限制时效。

这项立法的用意就是维护公民的监督权、控告权、申请权、诉讼权等公民权利。

五、原审法院没有依职权主动追加第三人。

本案原告是投诉人，被投诉人XX.司法行政机关为监管机关，所行使职权的行政管理相对人是XX及律师事务所。被告是否依法履行法定职责，经法定程序向XX所在律师事务所进行调查取证，都跟XX及XX五联律师所相关。原审法院追加第三人，才能更清楚地查明案件事实，才有可能最大限度地保证司法程序公正，对案件作出正确的裁判。原审法院没有依职权主动追加第三人，说明原审法院对被告没有依法履行法定职责的事实非常清楚。

xx人民检察院

抗诉申请人：

申请日期：

人民检察院刑事抗诉书范文4

引 言 20_年10月28日，第十届^v^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v^民事诉讼法〉的决定》（下文简称“修正案”），自20_年4月1日起施行。修正案一共有19个条文，分别涉及“对妨害民事诉讼的强制措施”、“审判监督程序”、“执行程序”和“企业法人破产还债程序”共计4个部分的修改与删除。而其重点在于破解长期以来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申诉难”和“执行难”两大问题。按照民诉法学界和实务界的共识性解读，修正案在“审判监督程序”部分对当事人申请再审制度进行了“诉讼化改造”，从再审申请的管辖、再审事由、提起、法院受理与审查程序、审查期限、再审法院级别等环节进行了较为系统、具体的规定，使得当事人申请再审具有了诉权的特征，可以说初步构造了具有我国特色的“再审之诉”制度。而其中的亮点则是将原民事诉讼法第179条规定的较为概括的当事人申请再审5项事由，具体细化为较为明确的所谓“十三项加一款”再审事由，增强了再审申请和法院审查的可操作性与程序保障。 同时，关于审判监督程序，修正案还用两个条文（即《关于修改〈^v^民事诉讼法〉的决定》“八”和“九”两条）对人民检察院民事抗诉制度进行了修改。即将人民检察院的抗诉事由进一步具体化，与当事人申请再审事由相统一；同时限定了人民法院对抗诉案件裁定再审的期限和再审法院级别。这些修改内容被实务部门普遍认为是民事抗诉制度某种程度的“完善”或“强化”。至于民诉法学界，就笔者对现有文献的梳理来看，则主要是从抗诉事由细化有助于抗诉权依法有效行使这一角度来看待前述修改内容，认为民事抗诉制度总体上变化不大。 笔者认为，虽然修正案仅有两个条文对民事抗诉制度进行了修改，从条文数量和表面内容上看，似乎“变化不大”。但是，立足于此次民事诉讼法修改的初衷，并结合对民事检察实务的考察，对原民事诉讼法和修正案文本予以逻辑性地解读，我们会发现其中实际上已经蕴含了民事抗诉制度的重大变化。这种变化不仅仅是民事抗诉制度的某种“完善”或“强化”，而已经是属于制度目的或功能的转型。基于这种功能性转型，我们应当在学理上重新认识民事抗诉制度在程序法上的定位，以便更客观地看待民事抗诉的性质和意义。 一、原民事抗诉制度的逻辑 我国1991年民事诉讼法规定了民事抗诉制度（下文简称“原民事抗诉制度”，以区别于修改后的民事抗诉制度）。1991年民事诉讼法在“审判监督程序”中规定了再审程序提起的三种方式，即人民法院依职权提起再审、人民检察院抗诉引起再审和当事人申请再审。通常理论上可将前两种方式称之为因审判监督权（包括法院内部的审判监督和检察监督）引起的再审，而将当事人申请再审称之为因诉权引起的再审。前者体现了国家干预原则，后者体现了当事人自由处分原则。按照我国法制和学理上的一般见解，人民检察院作为宪法规定的法律监督机关，其对人民法院审判活动具有依法监督的职权与职责，其间体现了“以权力制约权力”的宪政理念。因此， 1991年民事诉讼法“总则”部分第14条规定了“检察监督原则”，即“人民检察院有权对民事审判活动实行法律监督”。而作为这一原则的具体体现便是民事抗诉制度。按照民事诉讼法规定，检察机关提起民事抗诉的案件，人民法院应当再审。由此可以确定，检察机关民事抗诉的性质属于对人民法院审判权行使的“法律监督”。当然，这些都是共识性的认知，罕有争议。 不过，较少予以深入讨论的一个问题是：检察机关以民事抗诉方式对审判权行使进行法律监督的“目的”是什么？关于当事人申请再审制度，其目的应当是为当事人合法权益提供救济（权利救济），对此学界殊有疑议。但是，关于民事抗诉制度的目的却实有深入讨论的必要。由于民事诉讼客观上同时涉及私权利保护和国家法律实施两种利益，因而关于民事诉讼的目的，德国学界主要存在两大基本学说：私权利保护说和维护国家法律秩序说。循此界分，我们也可以提出类似的设问：民事抗诉制度作为我国民事诉讼法的构成部分，其目的是为民事诉讼当事人的私权利提供救济，还是为维护国家法制（维护国家法律秩序）？[11]基于检察机关之法律监督机关的宪法定位和检察权的性质，一般认为民事抗诉作为法律监督的“目的”是为督促法院纠正审判违法行为，维护国家法制统一正确实施，[12]或者说督促法院正确地解释和运用法律。检察官维护国家法制的职能在大陆法系甚至在英美法系也都有类似的认同。英国著名学者沃克在《牛津法律大辞典》中即明确指出：“在刑事诉讼中，公诉人决定是否提请公诉……在民事案件中，公诉人以自己的名义 或以政府的名义起诉，也可以作为一名监督人或‘法庭之友’出庭。但在所有的案件中，他主要关心的是法律应被正确地解释和运用。”[13] 总之，原民事抗诉制度的目的是“维护国家法制”而非“权利救济”。但是，经验告诉我们，维护国家法制与权利救济（保护）具有某种一致性，因为权利是根据法律而产生的，维护了国家法制往往也就是实现了权利救济，[14]因此如何断言民事抗诉制度的目的是“维护国家法制”而非“权利救济”呢？笔者认为，“维护国家法制”而非“权利救济”在理念上毕竟泾渭分明，其必然导致民事抗诉制度的整体架构存在重大区别。 其一，在民事抗诉程序启动上，如果民事抗诉制度的目的是权利救济，则由于私法自治和处分原则，民事抗诉必然是奉行“不告不理”原则，即须有当事人有权利救济的意愿并向检察机关提出申请（可以称之为申诉或申请抗诉），始有检察机关提起民事抗诉之可能，检察机关不能“强行”为当事人提供权利救济。换言之，在预设权利救济为目的的情况下，当事人申诉应是检察机关提起民事抗诉的必要程序前提。而如果民事抗诉制度的目的是维护国家法制，则由于国家法制作为国家利益之不可处分性，检察机关作为专门法律监督机关应依职权提出抗诉，而无论当事人意愿如何。[15]换言之，在预设维护国家法制为目的的情形下，检察机关应依职权提起民事抗诉，而不以当事人申诉为前提要件。 其二，在提起民事抗诉的具体事由上，如果民事抗诉制度的目的是权利救济，则理论上法院裁判所有可能损害当事人实体权利的情况，均可作为检察机关提起民事抗诉的事由；而且其事由应当与当事人向法院申请再审的事由相一致，因为既然民事抗诉制度与当事人申请再审制度的目的都是为当事人提供权利救济，那么就没有必要对两者的事由进行区分。而如果民事抗诉制度的目的是维护国家法制，则应仅当法院审判违背法制（审判违法）的时候，方可依法提起民事抗诉，以督促法院纠正违法，维护国家法制。在维护国家法制之目的预设下，只要法院审判是依法进行的，即使裁判客观上“损害”了当事人的实体权利，检察机关也不能提起民事抗诉。在这种情况下，就有必要依照法理独立设置民事抗诉的事由，而不能简单地等同于当事人申请再审的事由。 鉴于上述两点分析，对照我国1991年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来看，原民事抗诉制度的目的应该是“维护国家法制”。1991年民事诉讼法第185条规定了检察机关提出民事抗诉的四项事由，即“1.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足的； 2.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3.人民法院违反法定程序，可能影响案件正确判决、裁定的； 4.审判人员在审理该案件时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的。”这四项抗诉事由涉及案件事实认定、适用法律和审判程序，但归结为一点就是“人民法院审判权行使违法”。理由是：如果原裁判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足的，那么裁判就缺乏依据，不符合程序法的要求；适用法律确有错误属于违反实体法要求；而第三项和第四项均明显属于违反程序法。[16]因此，“人民检察院提起再审程序是以原法院的审判活动违法为前提的”。[17]“就现行民事抗诉制度的规定看，检察院依审判监督权对法院的生效判决、裁定的违法问题提出了抗诉。”[18]换言之，人民检察院民事抗诉体现的是对民事审判权违法行使的检察监督，它指向并督促纠正“审判违法”。而对于当事人“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的”，尽管它是当事人向法院申请再审的首项事由，意在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但不是检察机关民事抗诉的法定事由。[19]因为“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可以认定原裁判存在“客观上”的错误，但显然不能认定为原裁判违法。据此可以推论，原民事抗诉制度的目的是为了促进人民法院依法行使审判权，维护国家法制统一正确实施，而不在于对当事人提供权利救济。 同时，按照1991年民事诉讼法第185条规定，检察机关“发现”法院生效裁判有前述四项法定情形之一的，应当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或者提请上级人民检察院抗诉。可见，检察机关只要“发现”法院生效裁判“违法”，即可提起抗诉，不以当事人申诉为必要前提，因此属于依职权进行的行为。这一点与法院“发现”生效裁判确有错误可依职权启动再审，在道理上类似。据此，也可以看出原民事抗诉制度的目的不在于权利救济而是维护国家法制。当然，已如上文所述，检察机关提起民事抗诉意在维护国家法制，但是在客观结果上往往也会给当事人带来权利救济的效果。对此，只能说权利救济只是维护国家法制的附带效果，而非民事抗诉的直接目的。 二、民事抗诉制度的隐性变 化 从1991年民事诉讼法规定的事由看，民事抗诉的事由与当事人申请再审的事由相对照仅仅相差“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的”这一项。据此，笔者认为可在理论上将原民事抗诉的事由概括为“审判违法”，而将当事人申请再审的事由概括为“审判错误”。诚然，“审判违法”也是一种错误，属于法律上（包括实体法和程序法）的错误；而“审判错误”则不仅是指法律上的错误，也包括客观上的错误。所谓“客观上的错误”，是指法院裁判结论客观上不符合案件真实情况。由于民事诉讼的固有特性，受制于诉讼法律关系主体的认识能力、诉讼时限以及证据规则和证明责任等综合因素，民事诉讼中的事实证明具有“相对性”。[20]因此，符合法律的裁判不一定符合客观实际情况。“有新的证据推翻原裁判”即属于审判具有客观上的错误而非法律上的错误。因此，严格而言原民事抗诉制度贯穿的理念是“违法必究”而非“有错必纠”；[21]而当事人申请再审则恰恰体现了“有错必纠”。可见，尽管抗诉事由与当事人申请再审事由仅仅相差“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的”这一项，但是其间却蕴含了两者制度理念与功能定位的本质区别。 现在，让我们回到民事诉讼法修正案上来。笔者认为，修正案将人民检察院抗诉事由与当事人申请再审事由予以完全统一，这看似简单的修改，实际上已经涉及民事抗诉制度功能“看不见的”或隐性的重大转变。 众所公认，修正案规定的当事人申请再审的事由——即所谓“十三项加一款”是对1991年民事诉讼法规定的当事人申请再审的五项事由的具体化、明确化。“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的”仍为当事人申请再审的首项事由，由于抗诉事由与申请再审事由完全统一，因此自然也成为现行民事抗诉的首项事由。如此一来，按照上文分析理路，显然现行民事抗诉的事由将不仅仅限于“审判违法”，而是像当事人申请再审一样，概括性地指向“审判错误”。据此，现行民事抗诉制度的目的在法理上就很难简单地界定为“维护国家法制”。至少在检察机关依据“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的”这一首项事由提起抗诉的情况下，其目的只能界定为对当事人私权利进行救济。与此相适应，民事抗诉的程序也应当逻辑性地发生变化。因为既是权利救济，当事人对自己的权利有处分自由，公权力不得违背当事人意志强行予以救济，故须以当事人申诉为必要前置程序。同时，根据事理，原民事抗诉制度指向“审判违法”，而判断法院审判行为是否合法的全部依据是原审诉讼材料（体现为审判案卷）。因此，理论上检察机关可以通过调阅法院审判卷宗，发现审判违法问题后直接依职权提起抗诉，无需依赖当事人的申诉。然而，新证据一般由当事人持有或发现，且根据民事诉讼当事人平等之法理，检察机关不能主动替一方当事人调查取证，故而新证据须由当事人通过申诉的方式主动向检察机关提供。[22]这样也导致民事抗诉在信息上依赖当事人申诉，而难以主动依职权提起。总之，在检察机关以“新证据”为事由提起抗诉的情形下，应当以当事人申诉为前置程序，且抗诉的目的是为当事人权利提供救济。 那么，能否认为现行民事抗诉制度目的兼容了权利救济（依据新证据提起抗诉的情形）和维护国家法制（依据其余事由提起抗诉的情形）两部分？对此，笔者持否定观点。笔者认为，现行民事抗诉制度目的已经由原来“维护国家法制”在整体上“悄然”转变为“权利救济”。理由如下： 首先，民事抗诉制度应为内在统一的整体，将其目的割裂为性质不同的两部分的观点显然难以成立。因为，民事抗诉制度统一基于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权，统一由检察机关行使，并且由民事诉讼法作统一规定，民事抗诉的权源、主体、权限、事由、程序以及抗诉后的再审程序都是完全统一的。因此，很自然地我们应当将民事抗诉制度看作无差别的整体，其制度目的应当是划一的。既然目的划一，则该目的只能理解为“权利救济”，即凡出现“裁判错误”而可能损害当事人权利的情形，检察机关可以通过抗诉启动再审，为当事人提供救济渠道。否则，无法说明“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的”这一首项抗诉事由的理据。这一点上文已予以充分论述。 其次，这次民事诉讼法审判监督程序修改的主要目的是解决困扰国家已久的“申诉难”。修正案“草案说明”认为：“申诉难”，难就难在应当再审的未能再审，应当及时再审的长期未能再审，不少当事人申请再审的权利得不到保障。[23]因此，解决“申诉难”就是为了保护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和实体权利，强化对当事人的权利救济。[24]正是出于此目的才对申请再审进行了“诉讼化”改造，才对民事抗诉制度进行了相应修改。可见，将 民事抗诉事由与申请再审事由相统一的立法初衷是解决当事人“申诉难”，丰富民事抗诉的事由，无疑拓宽了对当事人进行权利救济的渠道。同时将民事抗诉事由与申请再审事由完全统一，也可以明显看出立法层面将民事抗诉与当事人申请再审的制度功能作同样对待。[25]此外，从民诉法修改草案的讨论情况也可以看出，学者们基本上是将民事抗诉作为当事人救济途径来认识的。[26] 最后，司法实务中原民事抗诉制度的功能基本上早已由“逻辑上的”维护国家法制转向“事实上的”权利救济，修正案不过是在立法上合理地反映了司法实践的状况。从民事检察实务来看，检察机关的民事抗诉几乎百分之百来源于当事人申诉。检察机关纯粹依职权提起民事抗诉的情形非常罕见。因此，尽管制度法理上原民事抗诉是检察机关可以依职权提起的，但在实务中当事人为了谋求自身权利救济而向检察机关申诉却是民事抗诉现实而强大的推动力。[27]而检察机关也有意识地避免主动介入民事纠纷、挑起纷争，强调尊重当事人对民事实体权利和诉讼权利的处分权，避免上门揽案、诱导当事人申请抗诉等问题，[28]尤其在中央强调建设和谐社会的大背景下，更是注重维护和谐稳定，罕有主动依职权提起民事抗诉的情况。同时，根据民事诉讼法规定，检察机关提出抗诉的案件，人民法院应当再审，而再审时按照原审程序（包括第一审普通程序和第二审程序）进行。[29]换言之，检察机关民事抗诉启动的再审仍然是普通的民事诉讼程序而非某种特别的审判程序。显然，按照民事诉讼基本法理，普通的民事诉讼程序由当事人诉权和人民法院审判权的矛盾运动所推动。而当事人往往是按照实现自己实体权利的意愿来决定如何具体处分诉权（即所谓处分原则），并由此影响甚至决定诉讼程序的进行。因此，抗诉后再审程序的进行归根到底仍然受制于当事人实现实体权利的意愿，而非受制于检察机关维护国家法制的意图。甚至，当事人诉权“架空”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权的现象在民事抗诉再审案件中也时有发生。例如，检察机关（基于当事人申诉）提出民事抗诉后，法院再审时申诉人基于某种现实考虑又向法院撤回申诉。而按照司法实务习惯做法，检法两家对民事抗诉的申诉人在再审时撤回申诉的做法基本上是允许的——即终结再审，除非案件涉及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30]在这种情况下，民事抗诉之维护国家法制的目的即无法实现。如果说将再审程序进行到底，人民法院最终采纳了抗诉意见，并依法作出改判或撤销原裁判，因而实现了维护国家法制的目的，那么显然它也是在当事人在再审中为维护自身实体权利而积极行使诉权的情况下方得以实现的。综上所述，原民事抗诉制度的逻辑上的目的在于“维护国家法制”，“权利救济”是附带效果，但在实务中民事抗诉基本源于当事人为维护自身实体权益而提起的申诉的实际推动，并且在抗诉后再审时，再审程序的进行仍最终受制于当事人实现实体权利的意愿，而非检察机关维护国家法制的意图。因此，民事抗诉在实务中客观上起着“权利救济”的功能，而“维护国家法制”反而成为了“权利救济”的附带效果。[31] 综上所述，民事抗诉在实务中客观上起着“权利救济”的功能，修正案合理地反映了民事检察的实务状况，其立法修改的概括理念即是加大对当事人诉讼权利和实体权利的保护，并因此统一了申请再审与民事抗诉的事由。由此，民事抗诉制度的目的悄然完成了“隐性转变”，即由原来维护国家法制转变为权利救济。笔者认为，这种转变归根结底是我国经济社会重大转型和法治建设快速发展的自然结果。“维护国家法制”侧重于国家秩序，其与当时计划经济体制及国家至上的法制理念相适应；而“权利救济”则侧重于公民权利，其显然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以及注重权利的法治观念相一致。因此，可以说民事抗诉制度目的的转变是市场经济体制建设和公民权利观念发展的自然结果。[32]当然，从微观层面看，民事抗诉制度目的之转变也是与民事纠纷案件数量的迅猛上升及由此引发公民上访、申诉等社会现象的激增，密切相关。后者迫使国家司法更加关注公民权利救济和民事纠纷解决。这也是此次民事诉讼法修改的基本原因。[33] 三、民事抗诉制度定位的重新认识 已如上文所述，从宪法层面看，民事抗诉属于检察机关对法院审判行为的法律监督。民事抗诉权属于宪法规定的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权在民事诉讼法领域的具体体现。笔者认为，这样的认识属于对民事抗诉制度定位的一般认识而非具体认识。由于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权属于宪法层面的概括性的权力，部门法层面上还可以分为更加具体的权能，如刑事公诉权、侦查监督权、职务犯罪侦查权和民事抗诉权，等等。[34]因此，理论逻 辑上必然还存在从部门法层面对各项具体检察权能的定位分析，也就是笔者所认为的“具体认识”。如何从民事诉讼法层面或民事诉讼程序角度来对民事抗诉制度的定位进行具体认识，直接关系到民事抗诉制度的价值评判和制度建设，因而非常重要。只是，这个问题在很大程度上被学界所忽视或简单化。 在民事诉讼法层面，学界（包括实务界）习惯上将民事抗诉视为与法院依职权启动、当事人申请再审并列的三种启动再审的方式之一。[35]这样的视角限制了我们对民事抗诉制度的深度理解。尤其是将民事抗诉与当事人申请再审并列作为“再审启动方式”看待的视角，很容易造成检察机关抗诉权与当事人诉权“竞争”的假象，甚至造成所谓抗诉权“侵害”诉权的片面观感。如果说原民事抗诉制度的目的是维护国家法制，其与当事人申请再审的目的——权利救济有所不同，因此理论上存在抗诉权与诉权“竞争”的可能。例如，如果审判人员贪污受贿、徇私枉法，即使当事人服判，那么理论上检察机关也应当依职权提起抗诉，纠正枉法行为，以维护国家法制。[36]但是，民事抗诉制度目的转变为权利救济后，民事抗诉在理论上和实务上均以当事人申诉为前提，在这样的新情况下，抗诉权与诉权不再存在平行“竞争”的可能。而且“再审启动方式”这样简单的视角也不再能够深度反映民事抗诉制度定位的可能意涵。 由于现行民事抗诉制度的目的是权利救济，在理论上和实务上均以当事人申诉为前提。面对当事人的申诉，检察机关构建了一整套受理、立案和审查当事人申诉的程序，以便作出抗诉与否的结论。[37]原则上，经审查当事人申诉符合申诉主体、申诉期限、[38]客体（生效裁判）、管辖等申诉要件规定，符合再审事由规定的，检察机关应依法提出抗诉，法院应当再审；不符合的，依法作出不立案或不抗诉决定，抗诉程序终结。[39]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完整的民事抗诉再审程序（包括民事抗诉程序和法院再审程序）呈现出“申诉——受理（立案）——抗诉事由审查——抗诉——再审审理”这样的结构。稍加比较分析，我们一定会发现这样的程序结构非常类似于所谓“再审之诉”的程序结构。 对再审之诉的审理程序，理论界有“一阶构说”、“二阶构说”和“三阶构说”之分。[40]一阶构说是将整个再审过程视为一个程序，没有进行阶段性划分。二阶构说则把整个再审程序划分为对再审事由的审查和对原诉的再审审理两个相对独立的阶段。日本现行民事诉讼法即采用二阶构说。[41]三阶构说则将再审程序分为三个阶段，即对当事人再审申请进行形式审查决定是否立案受理、[42]对当事人再审事由是否成立的审查和对原诉进行再审审理的三个阶段。德国即采用三阶构说。[43]那么，我国民事诉讼法构造的“再审之诉”情况如何呢？我国1991年民事诉讼法审判监督程序中仅就管辖法院、发动主体及再审事由、申请再审期限及决定再审后的审理程序作了原则性规定，对如何处理当事人申请再审没有相关程序规定。而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对当事人申请再审案件的再审程序实际上包括下述三个阶段：立案受理阶段、再审事由审查阶段和再审审理阶段。本次民事诉讼法的修正，充分吸收司法实践经验，通过增加第180条和第181条的内容，对立案受理阶段和再审事由审查阶段分别予以明确，加之重排后的民事诉讼法第186条对修改前的民事诉讼法第184条的沿袭，我国初步建立了“立案受理（申请再审形式要件审查）——再审事由审查——再审审理”三阶架构的“再审之诉”制度。[44]与三阶架构程序相适应，法院对申请再审案件的完整的再审司法权也可以相应划分为“申请再审形式要件审查权——再审事由审查权——再审审理权”。理论上我们可以将第一和第二阶段的审查权统称为“再审审查权”。因此，完整的再审司法权包括程序上前后相继的“再审审查权”和“再审审理权”。 与我国三阶架构“再审之诉”制度相比对，完整的民事抗诉再审程序呈现出类似的程序阶段“受理（立案）——抗诉事由审查——抗诉——再审审理”。由于抗诉事由与申请再审事由相一致，抗诉事由审查即等于再审事由审查；同时，按照民事诉讼法的规定，检察机关提出抗诉，法院必须再审，因此抗诉“在效果上”即可视同为法院再审裁定。如此，按照再审之诉“三阶构”划分标准，显然也可将完整的民事抗诉再审程序划分为“三阶构”，即“受理（立案）——再审事由审查——再审审理”。两相比对，区别仅在于：“再审之诉”中三阶段程序皆由人民法院主持进行，而在民事抗诉中第一和第二阶段程序由人民检察院主持进行。[45]而从当事人角度而言，区别也仅在于：“再审之诉”是向法院申请权利救济，而申诉（申请抗诉）则是 向检察机关申请权利救济。显然，从这样的视角看，民事抗诉权不是与当事人申请再审之诉权构成了“竞争”，而是与法院审判权构成了“竞争”。具体而言，从“再审之诉”角度看，民事抗诉权属于检察机关“分享”了法院对当事人申请再审案件的形式要件与再审事由的“再审审查权”。换言之，在民事抗诉程序中，民事案件完整的再审分别由检察机关和法院相继主持与完成，其中检察机关行使再审审查权，立法上即表现为民事抗诉权，[46]而法院则行使再审审理权。通过这样比对性视角，我们可以发现民事抗诉制度具有明显的“司法分权”的性质。 同时，这种“司法分权”还构成了“司法制约”的作用。具体而言，按照现行民事诉讼法的规定，一旦检察机关完成了申诉案件第一和第二阶段的审查——依法提出了抗诉，法院应当自收到抗诉书之日起三十日内作出再审的裁定，即法院必须继续完成第三阶段的再审审理，没有自由裁量的余地。法院不得借故将抗诉案件挡在再审门外，也不得久拖不决。可见，检察机关第一、第二阶段的再审审查权对法院第三阶段的再审审理权构成了制约。由于抗诉源于当事人申诉，抗诉意见是对当事人申诉的再审事由进行审查后的全部或部分支持性结论，这也就意味着法院不得将抗诉书所蕴含的当事人的再审诉请挡在再审门外，也不得久拖不决。显然，这样的检法制约有利于解决“应当再审的未能再审，应当及时再审的长期未能再审”的“申诉难”问题，有利于当事人权利保障，促进司法公正。制度法理上同样重要但容易被我们忽视的一点是：检察机关再审审查权不仅仅“向后”（从程序流程角度而言）制约法院再审审理权，事实上也“向前”（同样从程序流程角度而言）制约当事人的诉权或申诉权。因为检察机关再审审查权是对当事人申诉的形式要件是否合法和再审事由是否存在的审查，只有两者都符合规定的情况下，才依法提起抗诉；如果申诉的形式要件不合法或再审事由不存在，那么检察机关均应依法作出不受理（立案）或不抗诉的决定。这样，民事抗诉制度实际上起到了对申诉进行“法律过滤”的作用，[47]能够规范当事人的申诉行为、约束当事人诉权的滥用。[48]因此，全面地看，民事抗诉制度在再审程序中起到了向前规范当事人诉权、向后制约法院审判权的作用。[49]就现实状况而言，某种意义上民事抗诉制度的这种制约性相比于法院系统内部监督更具有“中立性”和“超然性”。[50] 综上所述，在民事抗诉制度的目的由维护国家法制转变为权利救济的情况下，从民事诉讼法层面看，民事抗诉制度的实质属于检察机关对法院民事再审案件完整司法权的“司法分权制约”，它有利于保护（并规范）当事人再审诉权行使，也有利于促进司法公正，维护当事人实体合法权益。换言之，民事抗诉制度的程序法定位应为“再审司法分权制约”。这是本文所要着力论述的观点。“再审司法分权制约”是对宪法规定的检察权之法律监督定位在民事诉讼领域的具体化，也符合传统学理上对检察权的理论认识。[51]笔者认为，“再审司法分权制约”概念对于理解民事抗诉制度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从“再审司法分权制约”角度来看待民事抗诉制度的性质，原先困扰我们的那些理论上的争议——如抗诉权与当事人诉权的关系、抗诉是否影响民事诉讼平等原则、抗诉权与审判权的关系等等，便可迎刃而解。诸如民事抗诉权损害当事人诉权、破坏诉讼平等、干预法院独立审判等观点，实际上是不攻自破的。既然法院再审审查权不存在损害当事人诉权、破坏诉讼平等之说，原则上也没有什么理由质疑检察机关再审审查权会损害当事人诉权、破坏诉讼平等。[52]此外，“司法分权制约”属于对司法权的制度性分配，并通过各自依法独立行使而实现结构性制衡，因此根本谈不上对审判权独立行使的干预。[53] 需要说明的是，“再审司法分权制约”是我们从民事诉讼程序角度来对民事抗诉制度的定位进行客观的逻辑性分析的结果，它不是法律的明文规定，应该说目前也不属于检察系统自觉性的认识。笔者认为，现行民事诉讼法框架下，理论上和实务上应将“再审司法分权制约”作为民事抗诉制度在程序法上的自觉性定位。这样的制度定位既能够使我们在程序法理上更科学地认识民事抗诉制度的性质和价值，而且也为立法上进一步完善民事抗诉制度、实践中加强推进和规范民事检察工作确定了方向。对此，笔者目前想到的原则性的建议是：可借鉴再审之诉的原理与制度架构，对民事抗诉制度与实践进行完善与改进，进一步合理界定抗诉权与诉权、抗诉权与审判权在再审程序中的关系，核心目标是要实现抗诉权的“司法权化”，规范实务中可能存在的与此目标不相符的一些具体做法。[54]囿于本文任务所限，这些议题只好留 予后续讨论了。 注释: 参见汤维建、毕海毅、王鸿雁：“评民事再审制度的修正案”，《法学家》20_年第6期。 我国现行申请再审制度并没有直接规定“诉”的形式，仍然叫“申请再审”，因此严格而言并不能称为“再审之诉”，但显然申请再审制度在实质上已经粗略具备了“再审之诉”的基本内容，因而不妨称之为具有中国特色的“再审之诉”。（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审判监督庭：“民事诉讼法审判监督程序修改的意图及其实现”，《人民司法》20_年第23期，页19-20。）为此之故，下文凡提到我国“再审之诉”，均加双引号以示与典型再审之诉的区别。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监督庭，同上注，页22；孙加瑞：“修正案涉及民事检察工作五方面内容”， http： //www. jcrb. com/n1/jcrb1457/ca648347. htm，最后访问日期：20_年1月10日。 参见赵钢：“仓促的修订 局部的完善——对《关于修改〈^v^民事诉讼法〉的决定》的初步解读”，《法学评论》20_年第1期，页9。 目的与功能是密切相关的一对范畴。笔者理解，制度目的是从主观角度来描述制度的作用，而制度功能则是从客观角度来描述制度的作用。两者为同样事物的不同侧面，根据叙事的具体视角与情形，作不同的称谓。 参见刘家兴主编：《民事诉讼法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页304-326。 参见刘家兴：“关于审判监督程序的回顾与思考”，《中外法学》20_年第5期，页625。 参见潘剑锋：《民事诉讼原理》，北京大学出版社20_年版，页90。 参见柴发邦主编：《民事诉讼法学新编》，法律出版社1992年版，页362；刘家兴，见前注，页322；参见江伟主编：《民事诉讼法学原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页676。 关于民事诉讼的目的，大陆法系主要学说有三种：私权利保护说、维护法律秩序说和解决纠纷说。前两种学说为德国学者所倡导，解决纠纷说为日本著名民事诉讼法学者兼子一所倡导。日本另一著名民事诉讼法学者谷口安平则认为，解决纠纷是对私权利保护和维护法律秩序的不同角度的看待而已。参见（德）奥特马•尧厄尼希：《民事诉讼法》，周翠译，法律出版社20_年版，页3-5；江伟，见前注，页125-132； （日）谷口安平：《程序的正义与诉讼》，王亚新、刘荣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页43。 [11]我国民事诉讼法学界和实务界习惯上较常见的用语是“维护国家法制”，其实质应视同于“维护法律秩序”。 [12参见龙宗智：《检察制度教程》，法律出版社20_年版，页112；柴发邦，见前注，页100、359；杨立新：“民事行政诉讼检察监督与司法公正”，《法学研究》2000年第4期，页54。 [13]戴维•M.沃克：《牛津法律大辞典》，北京社会与科技发展研究所组织翻译，^v^出版社^v^年版，页610。 [14]正因为保护当事人私权利与维护国家法制的法理一致性，日本著名民事诉讼法学者谷口安平将保护私权利和维护实体私法体系作为民事诉讼同一作用的不同表述。参见谷口安平，见前注，页42。 [15]按照德国学者介绍，根据德国民事诉讼法，在民事诉讼服务于维护法律制度之目的情形下（如因重婚而提起的撤销婚姻诉讼），民事诉讼程序开始与否并不仅仅由直接的当事人决定，即使当事人反对，某国家机构作为“整个法律秩序的职能机构”也可以提起诉讼或上诉。（参见尧厄尼希，见前注，页4-5。）这样的立法例对理解本文此处所叙述的民事抗诉制度具有很强的启发性和示范性。 [16]较为具体的相关论述参见刘家兴，见前注，页312-314。当然，就第四项“审判人员在审理该案件时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的”，审判人员也很有可能触犯刑法，构成犯罪。但相对于本案审理而言，这些行为应定性为违反中立、公正之程序法要求。因此，即使这些行为不触犯刑法，不构成犯罪，也仍然视为违反程序法，构成抗诉事由。 [17]刘家兴，见前注，页322。 [18]吴小英：“对我国民事抗诉制度的反思与重构”，《现代法学》20_年第1期，页62。 [19]刘家兴，见前注，页322。 [20]参见潘剑锋：“论证明的相对性”，《法学评论》2000年第4期。 [21]杨立新，见前注[12]，页56。 [22]至于何谓民事抗诉程序中的“新证据”，基于诉讼制度的统一性，应按照最高人民法院“证据规则”确定。参见王景琦：“民事抗诉条件的理解与适用”，《人民检察》20_年第13期。 [23]参见王胜明：《关于的说明》， http： //www. npc. _1494775. htm，最后访问日期： 20_年1月10日。 [24]关于这一点，在^v^法律委员会对修正案（草案二次审议稿）审议报告中也得到明确印证。审议报告指出：“为了解决当事人‘申诉难’和‘执行难’的问题，切实维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维护司法公正，对民事诉讼法的审判监督程序和执行程序作出修改是必要的。”见胡康生：《^v^法律委员会关于审议结果的报告》，载《修改的理解与适用》，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诉讼法修改研究小组编著，人民法院出版社20_年版，页5。 [25]修正案草案讨论过程中，有人对民事抗诉事由完全等同于当事人申请再审事由的规定提出了不同意见，认为两者在原理或功能上有所区别。参见王亚新：“民事审判监督制度整体的程序设计——以《民事诉讼法修正案》为出发点”，《中国法学》20_年第5期，页188。 [26]同上注，页187。 [27]笔者曾在检察机关从事民事行政检察工作近八年。一个较深的个人体会是，民事行政检察办案工作实际上包括了方向不同的两部分内容：一是就当事人确有理由的民事行政申诉案件依法提起抗诉，维护司法公正，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二是就理由不成立的民事行政申诉案件，妥当、合理地做好当事人的服判息诉工作。在中央强调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时代背景下，检察机关对依法抗诉与妥当息诉可以说是同等重视的。抗诉与息诉工作的辩证开展，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事人申诉对民事检察工作的强大作用力。 [28]参见傅国云：“民事行政检察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与思考”，《中国检察论坛》20_年第3期。 [29]刘家兴，见前注，页327-328。 [30]20_年《全国审判监督工作座谈会关于当前审判监督工作若干问题的纪要》第20条规定：“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抗诉案件，向抗诉机关申诉的对方当事人经依法传唤，无正当理由不到庭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依照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中的有关规定，缺席判决。经依法传唤，向抗诉机关申诉的一方当事人无正当理由不到庭或者表示撤回申请的，应建议检察机关撤回抗诉，抗诉机关同意的，按撤诉处理，作出裁定书；经依法传唤，当事人均不到庭，应当裁定终结再审程序，但原审判决严重损害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除外。”而在浙江省，根据检法两家共识，申诉人在抗诉再审过程中撤回申诉的，原则上也是要终结再审程序。 [31]对于在实务中民事抗诉之法律监督权受制于当事人诉权的分析与批判，请参见庄建南、傅国云、杨联民、宋小海、王水明：“民事抗诉属性研究”，《中国检察》（第6卷），张智辉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_年版。 [32]学理上，民事诉讼的本质是国家适用法律强制性解决当事人纠纷，因此永远同时涉及两种利益：保护当事人权利之私人利益和实施国家法律之国家利益或普遍利益。只不过，在计划经济时代，我国更强调国家利益，而在市场经济迅猛发展、公民权利观念明显增强和民事纠纷爆炸式增长的今天，我国自然地更强调权利保护，更加尊重公民和法人的诉权。正如大陆法系国家所普遍认为的那样，“消除错误判决的普遍利益也是巨大的，但相对当事人利益只是第二位的”。参见尧厄尼希，见前注，页398。 [33]这一点从修正案草案说明中可以明显看出：“十六年来，民事诉讼法……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随着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的发展，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利益关系日趋多样化，新情况新问题不断出现，民事纠纷日益增多，公民、法人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维护自身合 法权益的民事案件大量增加，人民法院在审理和执行过程中遇到了许多新的矛盾和难题，民事诉讼法的现有规定已经不能完全适应司法实践的需要，有必要总结民事审判实践经验，修改完善民事诉讼法。”王胜明，见前注[23]。 [34]关于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权具体权能较为详备的论述，参见石少侠：《检察权要论》，中国检察出版社20_年版，第三章。 [35]参见蔡虹：“民事抗诉机制与再审程序关系探析”，《法商研究》20_年第4期，页43。 [36]这种情况下抗诉权与诉权“竞争”是因为两者服从于不同的目的所致，不能视为抗诉权“侵害”诉权。因为在原民事抗诉制度框架下，理论上认为民事案件的利益并不限于当事人的私人利益，还包括国家法制这一国家利益。诉权服务于私人利益，而抗诉权服务于国家利益。而且在计划经济时代，私人利益往往要服从于国家利益，民事诉讼处分权受到国家的干预，因此抗诉权优先于诉权那时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 [37]参见最高人民检察院20_年的《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抗诉案件办案规则》。根据笔者了解，修正案实施后，最高人民检察院也在加紧研究、修改办案规则。 [38]尽管民事诉讼法没有规定当事人向检察机关申诉的期限，但是检察实务中最高人民检察院要求申诉期限原则上应与当事人向法院申请再审期限相一致。 [39]参见最高人民检察院20_年的《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抗诉案件办案规则》。 [40]参见李浩：“构建再审之诉的三个程序设计”，《法商研究》20_年第4期。 [41]王亚新：《对抗与判定——日本民事诉讼的基本阶构》，清华大学出版社20_年版，页358。 [42]决定是否立案受理的形式审查主要是指对申请再审的合法性进行审查，具体包括申请再审文书是否合格，被请求再审的判决是否生效判决，申请再审是否为受到不利判决的当事人，当事人在诉状中是否主张了原判决存在着法定的再审事由，再审之诉是否在法律规定的期间内提出，是否向有管辖权的法院提出等。经审查，如不符合法定的诉讼要件，一般不予受理。可参见20_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v^民事诉讼法〉审判监督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 [43]尧厄尼希，见前注，页402-404。笔者认为，再审之诉程序构造的理论划分只具有相对的意义。事理上，任何再审程序一般都要经过案件受理、再审事由审查和原案再审审理等三个阶段，无非是对这些阶段的学理概括存在不同而已。例如，日本是采用二阶构论，即再审事由审查阶段和“本案审理”阶段，但是它是“经过对再审诉状及其记载样式的形式性审查之后”才进入第一阶段，因此实质上同样包含了三阶构内容。参见王亚新，见前注[41]，页358。 [44]最高人民法院审判监督庭，见前注，页19-20。 [45]当然，民事抗诉程序中的“受理、立案”程序内容与再审之诉中“受理、立案”具体有所区别，例如当事人递交的文书名称即不同，级别管辖也不同。但审查案件形式要件的基本点是共通的。 [46]民事抗诉权属于制度性权力，它不仅仅是指“提起抗诉”的权力，而且包含了从申诉受理、审查到决定提起抗诉之全过程的职权。 [47]实务中，检察机关近年来通过加强抗诉书的“说理”的方式来强化对申诉案件的审查，阻却、过滤不合格案件，提高民事行政抗诉工作的质量与效率。参见庄建南、傅国云、陈旭昶、宋小海：“民行抗诉书说理研究”，《人民检察》20_年第8期。 [48]现实中既存在当事人“申请再审难”的现象，同时又存在着“无限申诉”、“反复申诉”和“无理缠诉”的现象。前一种现象涉及审判权的滥用，而后一种现象则涉及诉权的滥用。参见李磊：“《民事诉讼法》的修改对我国民事再审审判工作的影响及对策建议”，《法商论丛》20_年第三卷，页35；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再审之诉框架下申请再审的程序性制度建构——关于民事申请再审制度改革的调研报告”，《法律适用》20_年第2期。 [49]从这一点看，民事抗诉权与刑事公诉权在法律监督的结构上具有类似之处。刑事公诉权被认为是刑事诉讼领域分权制衡的典型模式，它向前制约警察活动、向后制约法官司法权的行使。大陆法系检察制度理论认为，“创设检察官制度的最重要目的之一，在于透过诉讼分 权模式，以法官与检察官彼此监督节制的方法，保障刑事司法权限行使的客观性与正确性。创设检察官制度的另外一项重要功能，在于以一受严格法律训练及法律约束之公正客观的官署，控制警察活动的合法性，摆脱警察国家的梦魇。”见林钰雄：《检察官论》，中国台湾学林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00年版，页16-17。 [50]甚至有学者提出检察机关的抗诉应作为启动民事再审的统一渠道的见解，很有启发意义，值得深入研究。参见傅郁林：“我国审判监督模式评析与重构”，《人大研究》20_年第4期，页14；汤维建：“检察抗诉应当成为民事再审启动的惟一机制”， http： //www. civillaw. com. cn/Article/default. asp？ id=34441，最后访问日期： 20_年1月8日。 [51]分权制衡理论传统上被认为是检察权的重要理论基础之一。参见石少侠，见前注[34]，页68-71。 [52]有学者认为民事抗诉是对因错误裁判而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一方当事人的一种扶助，是使失衡的天平重新平衡起来的努力，因此有利于真正的平等对抗。（参见龙宗智，见前注[12]，页285。）这种新颖见解富有启发意义。但从“司法分权制约”视角看，抗诉权具有司法权的性质，恪守中立原则，本身就是以尊重诉讼平等原则为前提的。 [53]笔者认为，司法独立不等于司法集权——即将司法权集中、专门由某系列的机关行使而排斥其他系列的机关依法行使。司法独立只能理解成司法权由司法机关或承担司法职责的机关依法独立行使，而不能简单理解成由单系列的法院集中行使。实际上，司法独立不排斥司法分权，就像“主权独立”不排斥对国家权力进行划分、配置一样。诸如立法、行政、司法之类的分权是国家权力的“首级分权”，它绝不排除对“首级分权项”（立法权、行^v^、司法权）根据实际情况再行“次级分权”，以实现某种制衡。如将行^v^划分为执法权和监察权，分别由不同部门或机关行使（我国台湾还专门设置了监察院）。同样司法权也可以再行分权，而且司法分权的模式在理论上也是不限定的，端视一个国家政治、历史和法治文化等具体情形而定。例如在法国，司法权或审判权即由司法法院和行政法院共同行使，分工负责。司法法院属于“三权分立”意义上的司法机关，审理刑事案件和民事案件；而行政法院属于“三权分立”意义上的行政机关，负责审理行政争议案件。此外，法国又专门设置了管辖权争议裁判法院，用来解决司法法院和行政法院的管辖争议。（参见张卫平、陈刚编著：《法国民事诉讼法导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页12-14。）我国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在^v^制下并行设置体制，则属于我国特色的司法分权体制。 [54]抗诉权应借鉴再审之诉实现“司法权化”，是否意味着抗诉程序也应像申请再审程序一样进行“诉讼化改造”呢？对此，笔者暂无确定性的考量。实际上，在再审之诉程序中诉的形式审查和再审事由审查的方式，大陆法系国家并没有完全统一的做法。例如，德国关于再审事由的审查是按照诉讼方式由双方当事人进行辩论的，而后再下裁判，应属于诉讼程序。而在日本，再审事由的审查是采取以职权探知、非公开审查和书面审查为原则的决定程序。分别参见尧厄尼希，见前注，页402-403；王亚新，见前注[41]，页358。

人民检察院刑事抗诉书范文5

一、扩大监督范围，从民事审判监督到民事诉讼监督

民事检察自创设起，一直局限于审判监督。新民诉法大大扩展了民事检察的监督范围。

（一）明确规定检察机关对民事执行活动的法律监督

多年来，“执行难、执行乱”一直是司法痼疾，不仅严重侵害了当事人及案外人的合法权益，还给司法的公正、权威造成一定程度的消极影响，阻碍了我国民主法治的进程。理论界和实务界都呼吁检察机关加强对人民法院执行活动的监督。20_年中央司改意见提出，“改革和完善民事、行政案件执行体制”，“明确对民事执行工作实施法律监督的范围和程序”。20_年“两高”联合印发《关于在部分地方开展民事执行活动法律监督试点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对民事执行检察监督进行了规范，明确五种情况可以实施检察监督：（一）人民法院收到执行案款后超过规定期限未将案款支付给申请执行人的，有正当理由的除外；（二）当事人、利害关系人依据《民事诉讼法》第202条之规定向人民法院提出书面异议或者复议申请，人民法院在收到书面异议、复议申请后，无正当理由未在法定期限内作出裁定的；（三）人民法院自立案之日起超过两年未采取适当执行措施，且无正当理由的；（四）被执行人提供了足以保障执行的款物，并经申请执行人认可后，人民法院无正当理由仍然执行被执行人其他财产，严重损害当事人合法权益的；（五）人民法院的执行行为严重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检察监督的方式是检察建议。

新民诉法将现行《民事诉讼法》第14条由“人民检察院有权对民事审判活动实行法律监督”修改为“人民检察院有权对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并增加规定第235条：“人民检察院有权对民事执行活动实行法律监督”，首次在立法上将一直被排斥在检察监督之外的民事执行活动纳入监督范畴。民事检察监督的范围从民事审判活动监督扩展到整个民事诉讼领域。

（二）增加规定对调解书进行检察监督

在我国，随着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化，社会矛盾日益凸显，公民维权意识逐步增强，民事纠纷呈大幅度上升趋势，调解的快捷简便性得到了充分的认识和重视，目前，有70%以上的民事诉讼案件以调解方式结案，有的基层法院甚至高达80%。《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显示，20_年全国各级法院审理一审民事案件万件，其中调解与撤诉（调解后以撤诉方式结案）结案率为。然而，人民法院在对案件调解过程中，违反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以及违反自愿、合法原则屡见不鲜。由于高法的明确规定，检察机关无法对民事调解进行监督。[2]20_年“两高”会签的《关于对民事审判活动与行政诉讼实行法律监督的若干意见（试行）》（以下简称《若干意见》规定：“人民检察院发现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民事调解、行政赔偿调解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可以提出抗诉或者再审检察建议。”新民诉法采纳了上述内容，第208条第2款规定，“人民检察院发现调解书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可以向同级人民法院提出检察建议，并报上级人民检察院备案；也可以提请上级人民检察院向同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

（三）增加对审判人员渎职违法行为的监督

新《民诉法》第208条第3款规定，“各级人民检察院对审判监督程序以外的其他审判程序中审判人员的违法行为，有权向同级人民法院提出检察建议。”这里所谓“审判人员的违法行为”，主要是指在诉讼过程中违反民事诉讼法等程序法的行为，包括诉讼程序和非诉程序，也包括执行程序中所出现的违法行为。

二、规范监督方式，建立抗诉和检察建议互补的监督模式

现行民事诉讼法只规定了抗诉一种监督方式。新民诉法一方面将实践中广泛适用的检察建议正式纳入法律，另一方面设置了当事人申请检察建议或者抗诉的前置程序。

（一）增设检察建议监督方式，与抗诉相补充

20_年9月，高检院通过了《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抗诉案件办案规则》，对再审检察建议作出了具体规定：“对符合条件的民事、行政申诉案件，检察机关民行部门可以向法院提出检察建议，由法院自行启动再审程序进行重新审理。”同年，最高人民法院在《全国审判监督座谈会关于当前审判监督工作若干问题的纪要》中也指出：“人民检察院对个案提出检察建议书的，如符合再审立案条件，可依职权启动再审程序。”再审检察建议在没有具体法律规定的情况下探索前进，检察机关一般都是在原判决、裁定符合抗诉条件，人民检察院与人民法院协商一致，人民法院同意再审的情况下，才向法院发出再审检察建议。20_年《若干意见》明确规定，“人民检察院对于符合抗诉条件的民事行政判决、裁定以及已经发生法律效力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民事调解、行政赔偿调解，经检察委员会决定，可以向同级人民法院提出再审检察建议。”从实践看，再审检察建议在加强检察监督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20_年1-8月，重庆市检察机关发出再审检察建议122件，法院采纳83件，再审检察建议采纳率为65%。

新民诉法吸纳了“两高”会签意见的相关内容，并做了适当扩充。新《民诉法》第208条第2款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对同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有本法第200条规定情形之一的，或者发现调解书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可以向同级人民法院提出检察建议，并报上级人民检察院备案；也可以提请上级人民检察院向同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第3款规定：“各级人民检察院对审判监督程序以外的其他审判程序中审判人员的违法行为，有权向同级人民法院提出检察建议。”其中第二款规定的是再审检察建议，第三款是对民事诉讼违法行为的检察建议。

1.再审检察建议。新《民诉法》规定，民事检察抗诉必然启动再审程序，但再审检察建议并不一定能够启动再审。我们认为，根据《若干意见》的规定，“人民法院收到再审检察建议后，应当在三个月内进行审查并将审查结果书面回复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认为需要再审的，应当通知当事人。人民检察院认为人民法院不予再审的决定不当的，应当提请上级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新民诉法也将发出再审检察建议和提请抗诉作为检察机关的并列选项，因此，检察机关可以民事抗诉与再审检察建议互补，如果认为人民法院不予再审决定不当，也可以提出抗诉。

2.对诉讼违法行为的检察建议。新民诉法增加了对诉讼违法行为的检察建议，使检察机关民事检察监督工作的范围和内容更加丰富。通过发现违法行为并提出检察建议，检察机关不仅能够对不能适用再审程序的裁判行为（包括保全、先予执行、中止诉讼等不具有终局效力的诉讼中裁定和回避、罚款、拘留等决定）进行监督，对于人民法院受理、送达、庭审、调解等裁判外的其他诉讼行为（包括作为和不作为），以及督促程序、公示催告、特别程序等非讼程序中的裁判行为和裁判外的诉讼行为也能够进行监督。

（二）增设当事人申请检察建议或者抗诉的前置程序

实践中不少当事人就同一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重复提出申请，既向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又向人民检察院申请抗诉，往往导致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都对同一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进行审查，不仅增加了国家机关的重复劳动，占用了宝贵的司法资源，当事人也增加了不必要的成本。

新民诉法第209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检察院申请再审检察建议或者抗诉：（一）人民法院驳回再审申请的；（二）人民法院逾期未对再审申请作出裁定的；（三）再审判决、裁定有明显错误的。”当事人如对人民法院的生效裁判不服，只能先向人民法院申诉，只有在人民法院驳回当事人的再审申请或逾期未对再审申请作出裁定，以及再审判决、裁定有明显错误的情况下，当事人才可以向检察机关提出申诉。也就是说，人民法院的救济程序没有走完之前，当事人不能申请检察机关抗诉。

当然，新民诉法仍然保留了检察机关依职权发现并提出抗诉的方式，实践中主要有以下几种发现途径：一是在办案中发现，二是各级党委、人大、政府、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交办或者转办，三是上级检察院指定办理的案件等。

三、强化监督手段，赋予人民检察院调查核实权

一般说来，检察机关参与民事诉讼活动，都要向民事诉讼的双方当事人、证人、鉴定人、翻译人员以及有关单位、组织进行调查取证工作。但是，现行民事诉讼法只规定人民法院有权调查取证，检察机关调查取证无法可依。20_年《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抗诉案件办案规则》第十八条对民事抗诉中检察机关调查取证权的行使范围做了规定，从而使得检察机关的调查取证活动有了司法解释层面上的依据。

新《民诉法》第210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因履行法律监督职责提出检察建议或者抗诉的需要，可以向当事人或者案外人调查核实有关情况。”调查取证现在通用的方式主要有：一是向法院调阅案卷；二是向有关单位和组织调取证据；三是询问双方当事人；四是询问证人；五是要求法官说明判决理由等。

民事检察调查核实权应以查明审判行为的合法性为核心，主要是可能证明法院生效裁判“确有错误”和“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的相关证据，如法院采信的证据有虚假的可能性，法院采信的证据与其他证据存在矛盾，当事人或者诉讼人因客观原因无法举证而申请法院取证未被采纳，审判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民事诉讼活动中有贪污受贿及渎职等违法行为，涉及到国有资产流失、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民事申诉案件等等。

四、贯彻新民诉法的两个问题

（一）检察机关是否具有公益诉讼主体资格

自1997年河南省方城县检察院以原告身份提起民事公益诉讼第一案以来，各地对公益诉讼的探索不断深化，检法两院也达成了一系列的工作制度，取得了很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重庆也有两个典型案例，分别是南川区检察院诉重庆市双赢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环境污染侵权纠纷案和璧山县检察院诉欧勇均畜禽养殖专业合作社环境污染侵权纠纷案。这两件环境公益案件均以调解方式结案，侵权单位承担了清除污染物、赔偿损失的责任。

新民诉法明确规定，“对污染环境、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讼”，使得公共利益的维护可以通过民事司法程序予以实现。对于检察机关是否“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是否公益诉讼主体目前尚有争议。有专家认为，宪法和民诉法都规定检察机关具有法律监督权，是当然的公益诉讼主体。[3]但从民诉法修改过程中许多人民代表、政协委员建议明确检察机关为公益诉讼主体而未获立法机关认可的情况看，这个遗留问题尚须进一步解决。

（二）如何看待“两高”相关会签文件

近年来，为了探索和规范民事行政检察工作，“两高”先后会签下发了一系列文件，如《关于对司法工作人员在诉讼活动中的渎职行为加强法律监督的若干规定（试行）》、《关于调阅诉讼卷宗有关问题的通知》和前述的《若干意见）》、《通知》等，对民事行政检察的监督范围、监督程序、监督方式、监督手段都做了较为细致的规定。这些文件与新民诉法的精神是基本一致的，在未被正式废除或者“两高”的相关解释性规定未出台之前，仍然具有实施效力，检察机关在实施民事检察监督应当严格贯彻实施。同时，各级检察机关应当加强与人民法院的协调沟通，根据新民诉法和“两高”相关的会签文件，及时修改完善以前制定的相关机制，确保新民诉法的顺利施行。

新民诉法扩大了民事检察监督职能、规范了监督方式、强化了监督手段，给予了检察机关巨大的监督空间，也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各级检察机关要进一步加强学习培训，从整体上准确理解和掌握新民诉法的立法精神和条文内涵，不断提高贯彻执行新民诉法的能力和水平。

注释：

[1]即保留第213条，“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的案件，人民法院再审时，应当通知人民检察院派员出席法庭。”增加第210条，“人民检察院因履行法律监督职责提出检察建议或者抗诉的需要，可以向当事人或者案外人调查核实有关情况。”第235条，“人民检察院有权对民事执行活动实行法律监督。”

人民检察院刑事抗诉书范文6

申请人： 男 汉族 19xx年x月x日出生住址，号(以下简称上诉人)

请求事项：请求贵院对x人民法院(20xx)初字第号刑事判决提出抗诉，要求二审人民法院对被告判处有期徒刑xx年。

事实与理由：申请人系x人民法院(20xx)静刑初字第102号刑事判决案件的被害人，申请人不服对该院对被告人x处以x年有期徒刑的判决剥夺政治权利，申请人依据《^v^刑法》第二百三十二条对故意杀人的应按刑法的处刑的顺序，处死刑、无期徒刑或者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此案对被告不判处死刑和无期徒刑就是按照《^v^刑法》第二十三条规定做了从轻处罚，故此应当按照《^v^刑法》第四十五条规判处20xx年有期徒刑。

现申请人依据《^v^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二条的规定向贵院提出申请请贵院依法提出抗诉。

敬礼!

20xx年x月x日

人民检察院刑事抗诉书范文7

刑事抗诉申请书

申请人：xxx，女，42岁，身份证号：xxxxx，彝族，农民，住xxx，系被害人xxx的妻子。手机：xxx

申请人：xxx，男，67岁，身份证号：xxxxxx彝族，农民，住xxxxxxx，系被害人xxxxx的父亲。

申请人：xxxxx，女，xx，身份证号：xxxxxxx彝族，农民，住xxxxxxx，系被害人xxx的母亲。

申请人：xxxx，女，xx岁，身份证号：xxxxx，彝族，无业，住xxxxxxx，系被害人xxx的长女。

申请人：xxx，女，xx岁，身份证号：xxxxx，彝族，学生，住xxxxxxx，系被害人xxxx的次女。

李金丽和李金化的法定代理人：xxxxx，女，42岁，身份证号：xxxxxxxx，彝族，农民，住xxxxxxxx，系xxx和xxx的母亲。因不服云南省xxxxxx中级人民法院（20_）文中刑初字第28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的刑事判决部分，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二条之规定，申请人特申请贵院提出抗诉。

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重罪轻判，认定事实不清，适用刑法明显不当 被告人xxxx、xxx、xx、xxxx蓄意杀害被害人xxx,手段极其残忍，情节特别恶劣，后果极其严重，主观恶性极深，丧失人性，人身危险性极大，社会影响力极坏，其虽有自首情节，但依法仍应予严惩。20_年10月7日23时许，被告人因身份证登记一事与总台服

务员争吵，xx宾馆的工作人员被害人xxxx制止，后xxxx邀约xx、xxx、xxx手持长刀、木棒追打被害人xxxx，在xxxx蜷缩在地失去抵抗能力时，被告还凶残地用长刀砍xxx的头部，并凶残地刺向被害人xxx的胸腹部，根据作案情节应定为故意杀人罪而不是故意伤害罪。

二、四被告拒绝赔偿申请人经济损失，依法应予严惩

在一审法庭审理时，四被告及其法定代理人明确表态愿意承担申请人提出的赔偿375194元的请求，但四被告及其法定代理人实际只向法院递交的5万元人民币，四被告及其法定代理人这一做法不过是猫哭老鼠，愚弄法律！根本不是对申请人支付的赔偿金，而是惺惺作态、假意认罪，装出一幅愿意赔偿的样子，意图达到“花钱买刑”的真实目的。

四被告的犯罪行为给申请人及申请人的家庭造成了极为严重的，人身及精神损害。仅能用货币衡量的直接损失就已高达375194元。但是二被告及其家属置申请人痛苦于不顾，不仅不予赔偿，反而千方百计钻法律空子。他们向法院缴纳的5万元钱，相对于申请人所遭受的损失，真可以说是杯水车薪。如果这样的认罪态度都可以作为从轻处罚的量刑情节，那真是法律的耻辱，社会的闹剧，受害人的悲哀了！

综上所述，申请人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量刑不当。特申请贵院提起抗诉。

xxxxxxxxx人民检察院

申请人：

人民检察院刑事抗诉书范文8

申请人：

法定代表人

被申请人：

被申请人：

抗诉请求

请求依法提起抗诉，撤销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20__)历民初字第768号民事判决书，由人民法院再审改判。

事实与理由

该判决程序违法，认定事实错误，故而提出申请，请求人民检察院依据《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八条规定依法提出抗诉。

一、原审法院送达程序违法，传票未实际送达申请人，剥夺了申请人的诉讼权利。

1、根据《^v^民事诉讼法》第八十五条规定，送达诉讼文书，应当直接送交受送达人。受送达人是公民的，本人不在交他的同住成年家属签收;受送达人是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应当由法人的法定代表人、其他组织的主要负责人或者该法人、组织负责收件的人签收;受送达人有诉讼代理人的，可以送交其代理人签收;受送达人已向人民法院指定代收人的，送交代收人签收。在本案中，申请人作为企业法人，原审法院既未直接送达法定代表人或代理人、代收人，又未通过其他合法途径送达当事人，程序违法，剥夺了申请人参与诉讼的权利。

2、原审法院认定所谓的委托人李__为申请人的员工，故送达之，以此证实传票已经合法送达申请人，是错误的。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九条规定“委托他人代为诉讼，必须向人民法院提交由委托人签名或者盖章的授权委托书。授权委托书必须记明委托事项和权限。”可见代理人授权委托不仅要是诉讼参与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而且还需注明委托的权限，这样才是完整的委托手续。法院对于委托手续的真实性和完整性具有审查义务。李__即便是公司的员工也不一定具有委托人资格。是员工就是诉讼代理人的法律依据是什么?难道民事诉讼活动中也能适用“表见代理”原则?

就算能适用“表见代理”，“表见代理”的理由也不能成立。李__提供的工资条及没有印章，也没有明确日期，如何能证明工资是谁发放的呢?更不能证实本案立案时李__在申请人处上班。一张名片，只能证明其原先在昌平物流待过，而不是在申请人的山东和平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的员工。原审法院案卷材料中，李__提供的一份证据(岗位责任书)恰能证实其离职时间，并且此诉讼立案时间为20__年5月，李__又有何资格作为申请人的代收人呢?如此漏洞明显，证据不足的材料，原审法院竟能认可李__为申请人的员工，实在匪夷所思。故原审法院的送达是错误的，是有过错的，实为未送达申请人，应撤销此案，重新再审。

3、传票签收人李__原为是被申请人贾庆营的和平饭店的员工。后来贾庆将房产转租给牛丽等四人经营昌平物流，李__留在昌平物流继续上班。昌平物流20__年4月13日夜间已被牛丽三人以股东纠纷的名义抢占，雇佣所谓的”保安公司控制“，”任何人未经他们许可不能进出“。所有员工均已离职，20__年5月的法院送达是如何进行的?离职的员工还能冒充申请人的员工签收传票，实在蹊跷，他又是如何得知此有此诉讼的并签收的呢?对于诉讼正常人的思维是逃避，而不是提交工资条、名片、岗位责任书等一系列的证据去主动要求参加诉讼。

为此，希望贵院着重调查李__，查清真相，有违法犯罪者交有关机关处理!

二、原判决认定事实错误，租赁合同的实际履行者不是被申请人贾庆，其不具有诉讼主体资格。

在原审诉讼中，被申请人贾庆提供了20__年4月9日签订的“协议书”一份，用来证明其与被申请人牛丽之间存在租赁合同关系，被申请人牛丽又提供一份“合作协议”，用来证明其仅仅是履行职务行为，合同的实际履行者为昌平物流。但是被申请人贾庆与牛丽之间的“协议书”是虚假的，是为了启动本案的诉讼伪造的，它的形成时间应该是两年后的20__年4月份后。可通过司法鉴定做出结论。

即便是存在贾庆和牛丽之间的房屋转租合同，实际上双方当初签署的转租合同只是转移的是贾庆在原酒店的装修120万，已经履行完毕。后来房屋的实际承租人昌平物流还是牛丽并没有向贾庆支付租金，而是贾庆同意后，越过贾庆直接向房主支付的租金，房主也接受了昌平物流的租金，说明昌平和房主形成了新的租赁合同。这一点诉讼中牛丽提供的房租收据，水电费收据等，也可以证明涉案房屋的租赁合同的实际履行人为房主与昌平物流，房东与昌平物流才是合同的实际履行者，才是合同的主体，合同的权利义务只赋予合同的履行者。贾庆和牛丽之前的协议已经履行完毕，履行完毕的合同对合同双方不再具有约束力。故被申请人贾庆主张合同违约金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其不具有诉讼主体资格。

综上所述，原审法院存在严重程序违法，认定事实错误的情况下做出判决，损害了申请人的利益，理应得到纠正。

特依法提请检察机关抗诉，以维护法律尊严，维护申请人的合法权益。

人民检察院刑事抗诉书范文9

申诉人李xx对xx省xx二0一一年十二月六日作出的(20xx)南中法刑终字第1号刑事判决不服，现依法提出申诉。

请求事项：

1、撤销xx(20xx)南中刑再终字第1号刑事判决第三项;

2、依法对本案之当事人xx重新改判。事实及理由：

原审判决认定申诉人之子xx等当场使用暴力并当场取得财物的特征，应定抢劫罪，显属事实错误。以致于适用法律错误。

申诉人认为：

一、暴力胁迫与财物的取得没有因果关系。由于我国实行罪责自负原则，一个人只对自己的危害行为所造成的危害结果承担刑事责任，所以，查明某一危害结果与某一危害行为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是决定行为人对该结果是否负刑事责任的客观依据。本案的现场有三处：一处是文峰大桥不足xx0米处，二是凤垭山往重庆公路方向的一条小路上，三是光彩市场一门市部处。抢劫罪的客观方面表现为行为人对公私财物所有人、经管者或者相关人当场使用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抢走财物或者迫使其交出财物的行为，且暴力或胁迫必须是当场使用，才构成抢劫罪。本案前两处现场之暴力或胁迫，三被告在主观上并没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其客观表现为随意殴打，寻畔滋事。第二现场尹华强胁迫胖子承认偷柴油卖了xxx0元，偷废铁卖了300元，后以此为动机，要胖子赔尹华强2300元。第三现场取得的财物是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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