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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际经济法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创新举措
（一）加强统一各国经济法的力度要求世界各国统一机构及立法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各类以WTO为代表的国际贸易组织已经获得了迅猛的发展，其在很大程度上促使世界各国的经济法逐步趋向统一。第二，在WTO协定、国际公约以及其他国际贸易协定共同的约束下，各国的商法和经济法都已经逐渐开始呈现出统一的趋向[2]。第三，自由贸易区中形成和发展的经贸一体化也促使各国商法和经济法逐步形成了统一。当前，对各种国际经贸关系进行处理的国际公约，不仅在数量方面有所增加，同时发挥的作用也更加明显了。
（二）促使国际经济立法和其相关领域的立法形成更加紧密的联系不断加强的全球化趋势促使各经济领域的国际法在功能方面实现了有效的整合，并且，国际经济立法和其相关领域的立法形成更加紧密的联系。其联系主要表现为两种：策略性联系和规范性联系。所谓的规范性联系主要是指不同领域的国际法在对法律原则本身以及各自的对象进行调整时会促使其相互牵连。那么策略性联系主要指的是部分国家或者是国家集团，在交换投票权的过程中因为考虑到谈判结果而促使各国经济法产生联系[3]。比如，在某个领域当中，与其他国家相比较而言，一个国家具有优势，这个国家希望能够在这个领域内签订对其有帮助的国际协议；然而别的国家虽然在这个领域不具备优势，但有可能在别的领域就具备相对的优势，所以，如果谈判双方的出发点都是本国的利益，那么可能永远都达不到一种双赢的谈判结果。如果能够将两个领域中互有优势的两国有机结合起来并且进行打包谈判，那么就会有较大的可能性出现双赢的结果，这样一来，在这种互有优势的领域中，两国签订的协议以及条款就可以在国际组织制定的协议体系中顺利成章地出现，从而促使国际经济法与相关立法形成更加紧密的联系。
（三）促使国际经济法和国内经济法实现更加深入的融合国际交往的日益频繁，导致国际法和国内法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国际条例一般情况下都是在主要的几个国家或者是国际集团进行谈判的基础上形成的。所以，只要哪个国家或者国家集团拥有越高的谈判技巧以及越强的综合实力，那么其国内的法律就会对国际法产生越大的影响，另一方面，一旦国际法成型，那么其就会反作用与成员国的国内法。在不断总结各国的经济法之后得出了一种清晰度越来越高的规律，即国际法和国内法之间界限的模糊度已经越来越高，国内和国际经济法之间的融合度正呈现出上升的趋势。
二、结语
对于世界上的各个国家来说，国际经济法都是具有相当的重要性的，特别是对于发展中国而言。依靠他，不仅可以加强发展中国家同世界的交流与合作，还能减轻世贸大国对其施加的压力，提升其国际竞争力，促使其在国际市场中能够占得一席之地。中国如果想要在国际经济发展中实现利益最大化，那么就一定要加强研究国际经济法的力度，将科学合理的发展策略制定出来，最终实现本国经济的快速发展。
次贷危机是美国经济放缓的导火索，其后续影响不断恶化并逐渐波及到世界经济。20_年世界经济在连续四年的高速增长之后，出现了调整的迹象。同时，美国、欧元区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CPI上涨率已超过央行设定的控制目标。经济增长放缓和通货膨胀的压力同时出现，威胁着世界经济的发展，全球经济滞胀已经渐行渐近。
世界主要国家出现滞胀的早期征毙
20_年以来，主要发达国家经济增长开始“减速”，全球大多数国家通货膨胀水平上升，世界上主要国家已经出现经济滞胀的早期迹象。
美国作为世界上第一大经济体，对世界经济的发展具有火车头的作用。然而20_年美国经济的表现不尽人意，次贷危机的爆发更是雪上加霜。经济增长速度降低，通货膨胀率升高，失业率增加，这一切显示出美国经济已经离滞胀越来越近了。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称“美国经济尚未陷入滞胀，但已经有早期迹象出现”。
从欧元区的数据来看，虽然20_年欧元区的GDP增长了2．6％，略低于上一年的2．8％，但是全年经济波动较大，第二季度仅增长0．3％，是20_年以来的最小增幅。欧洲经济面临经济下行的风险。
以“金砖四国”——中国、俄罗斯、印度和巴西为代表的新兴国家，虽然经济仍能维持较快的发展速度，但是面临较高的通货膨胀压力。20_年，中国、印度和俄罗斯的GDP分别增长％、％和％，CP1分别上涨％、％和％，均超过其央行设定的控制目标。
总的来看，由于新兴国家经济的持续增长，部分抵消了由于美国经济陷入衰退带来的影响，全球经济陷入停滞的趋势还不明显，但通货膨胀已在全球范围内显现，并呈愈演愈烈之势。如果主要发达国家经济疲态延续，全球通货膨胀进一步向恶性势态发展，目前发展尚好的新兴国家经济必然会受到影响。果真如此，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的、涵盖绝大多数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全球滞胀幽灵将在不远的将来显身。
经济趋于滞胀的原因
美国在20世纪70年代曾经出现过经济滞胀，当时是由突发地缘政治事件造成的“石油危机”引发的。通过对比可以看出，目前的全球经济形势与70年代滞胀有着相似之处，都是由原材料的价格上涨引发通货膨胀，导致经济衰退。但此次全球通货膨胀，是以美国的次贷危机为导火索，实质上是流动性过剩引发的全球大宗资源商品价格高涨所致。石油和粮食价格上涨。推动叠货膨胀全球扩散
石油短缺推动价格上涨。20_年至20_年间，美国、欧洲等国家为了应付经济衰退的局面大幅降低利率，货币供应量增加，经济增长产生巨大的需求，同时新兴国家经济发展，石油消费量增加。但是石油输出国组织一直奉行“限产保价”策略，导致石油供给短缺，油价持续升高。石油作为全球消费量最大的基础经济能源，位于产业链的顶端，石油价格上涨将会产生高位示范效应，给相关产业带来重大影响，会导致基础资源价格的整体上升，将通货膨胀推向更高的水平。
美国次贷危机和美元贬值，加剧全球流动性过剩
20_年6月至20_年6月，美联储连续17次上调联邦基金利率，将该利率从1％上调至5．25％。紧缩性韵货币政策击破了不断膨胀的房地产泡沫，导致次贷危机的爆发。由于全球性的流动性突然收缩，国际金融市场出现信贷短缺，美国和许多欧洲国家央行进行降息和注资以稳定金融市场。这些措施虽然短期缓解了次贷危机带来的流动性紧缩的问题，但降息和注资将使流动性过剩再次出现，全球能源和初级产品价格不可避免上涨。而且利差的存在，使国际短期资本将流向新兴国家进行套利，拉高新兴国家的资产价格，催生经济泡沫。
20_年以来美元大幅贬值，作为国际商品交易中的计价货币，贬值直接导致全球能源和初级产品价格上涨，从而增加全球性通货膨胀的压力。美元贬值，不但使得新兴国家的外汇储备“缩水”，财富减少，而且新兴国家经济发展大多依赖出口，美元贬值使得其出口商品价格上涨，进口国需求减少，导致新兴国家出口减少、经济增长放缓。
应对全球经济滞胀的政策选捧
各国政府应在认清全球经济所面临的现实状况的前提下，根据本国的自身状况来制定宏观经济政策。，对于经济开始或面临下行风险的国家来说，应该首先从治理经济停滞，促进本国经济发展开始。政府可以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扩大消费需求，从而增加生产和就业。经济增长，能够促进消费水平的增长，可以承受一定程度的通货膨胀。也就是说，各国政府在采取政策时，应将恢复经济增长作为重点，同时兼顾治理通货膨胀。
就目前形势看，次贷危机对中国并没有造成太大的影响，中国经济仍然发展比较稳定。但受国际石油价格和粮食价格上涨的影响，中国目前的通货膨胀水平居高不下。央行对此采取从紧的货币政策，从20_年3月起连续6次提高银行存贷款利率，抑制货币信贷过快增长，以期降低通货膨胀率。20_年中国应该继续将治理通货膨胀作为首要任务，同时防止经济大起大落，在治理通胀和保持经济稳定增长之间寻找平衡。
摘要：中西伦理思想在不同的传统背景下发展而来，无优劣之别，只是在价值追求和伦理取向上旨趣迥异，具有不同的特征。普世伦理是一种共享的全球性道德理想，需要在全球各种文明中寻找思想的资源。中西伦理思想异中有同，各有所长，随着发展中文化冲突与融合的加剧、全球意识的形成，唯有以此之明启彼之暗，取彼之长补此之短，才能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伦理价值体系，使普世伦理的构建成为可能。
关键词：中西伦理思想；全球化；普世伦理
中国加入WTO后，我们直接或间接地觉察到它所带来的更深层次和更大范围的问题：今日之中国、今日之中国人如何才能成功地“融入”今日之世界的“全球化”进程，何以才能够有效地应对以“普遍化”为追求的世界局势。今天的全球化是世界各国面对一系列全球性问题而形成的全球化，是发达的西方国家同所有发展中国家共同解决全球性问题形成的双向、多向互动关系的全球化。
当今中西文化撞击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中西伦理价值观的冲突。中西伦理价值观的差异，主要体现在中国文化的泛道德主义和西方文化的自然主义。中国文化传统有把私利与公利相对立的倾向，基本上都是重义轻利、羞于言利。西方很少讨论人性善恶问题，尤其是近代以来更多的是强调抽象的人性论，认为人的自然本性是趋利避害以求自保[1]。中西文化的差异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整体与个体，道义与功利，情感与理性[2]。这为我们理解中西文化的碰撞提供了一个较好的视角。
中国传统伦理的一个基本价值取向就是重整体轻个体，它体现了中国传统价值观的根本性质。它是中国传统文化为基础，而后者则是以中华民族共有的儒家思想为基础的涵括其他文化的体系[3]。在农业生产作为人们主要经济活动的传统中国社会里，经济活动的简单化导致家庭成为中国社会的核心，人们以家庭的模式来建构国家。所以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家国一体的模式决定了中国传统伦理以重整体轻个体为基本特征。忠、孝是整体主义集中表现出的两个基本道德原则。个体附属于家、国这样的社会体制中的实体。个人利益无条件地服从、隶属共同利益，这实际隶属于共同体的代表——君主。重整体轻个体的传统价值观也产生了一个矛盾的统一体：一方面整体主义价值观使“自我”无法生长，个体基本上是消解在群体之中的。群体是个体生活的目的，而不是手段，从而导致个体对整体的畏惧和依赖心理。这是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中的弱点所在。而另一方面，整体主义价值观又使个人具有一种强烈的责任意识，这种责任意识在民族危难关头又往往可以转化为以家族情感为根基的爱国主义。相应地，崇尚个体（自我）是西方伦理价值观的一个基本取向，它体现了西方价值观的根本性质。西方很早就有了以交易行为的基础的商品经济，有了自由、平等权观的观念，这成为重构个人价值的制度和观念形成的条件。这种个人主义主张在人己、群己、公私关系上突出个性自由和个人权利，强调个人对社会的独立性。在西方人看来，个人是人类社会的基点。每个人的生存方式及生存质量都取决于自己的能力，有个人才有社会整体，个人高于社会整体。个人主义的伦理价值观的核心就是个人价值，个人利益的至高无上性和个人行为、个人生活方式的最大限度的自由。个人主义是个人自我实现的一种历史形态，它以自我为中心，强调个体的独立性，提倡每个人应表现出自己的个性，越表现出自我个性越能体现人生的价值，这恰恰是发挥天赋才能、迸发创造力火花的前提和源泉，对维护个人的自由与权利以及促进资本主义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然而，因其这种个人至上的个人主义在社会个体中，塑造出来的是完全的利己主义，继而伸张了人性之恶，使西方的个体独立性走上了极端个人主义的穷途末路。实质上西方社会的道德危机，并非个人不遵从道德，而是其道德自身的危机，即个人主义的危机。
在处理义利关系问题上，中国传统伦理总体取向是重义轻利。从道义出发，把义与利、公与私对立起来，是中国伦理学的主要特征。这种价值取向充分肯定了道德对于人格完善和社会和谐的价值和作用，揭示了道德的社会本质及其倡导道德活动的意义。由于它过分重视封建伦理纲常，轻视物质利益，克制了人们的物质欲望和生活追求，压抑了人们的创造才能，助长了崇尚空谈的社会风气。西方人重视道德的功利性，重利轻义思想始终占据地位。在义、利关系上，西方是重利轻义，尽管他们强调分配的正义，选择的正义，但都是与利益直接关联的，谋求利益是一切行为的终极目的。这种义利观的长处是充分肯定了人们追求物质利益的合理性，在一定意义上刺激了生产和生活的发展，促进了西方现代化的实现。但同时又肯定义就是利，混淆了“义”与“利”的界限，使道德变成了仅仅是追求利益的工具。另外，西方伦理在肯定道德的功利作用的同时，过分追求个人利益，把个人利益看得高于一切，逃避了社会所规定的个人应负的社会责任和个人为社会应作出的贡献，造成极端个人主义、享乐主义和拜金主义泛滥，危及社会。
情感与理性均为人性，中国传统文化也强调理性主义，但是基于人性、人情基础上的情理。情为理先，由情入理，以理论情，情理融一。人们日常的主要社会行动是家庭性的行动，人们面对的社会关系主要也是大家庭的关系。因此从家庭出发，以血缘关系为依据的伦理性道德，就成了人们日常行动的主要价值取向。生活中的感情化，使中国社会形成了一个富有人情味的社会，但由此也给社会发展中的公正和效率带来了无穷的变数。然而这种亲情伦理极易形成排斥理性的泛情感主义，对事物的判断往往是以人情原则为最终根据而非原则或公道，这势必导致我国长期以来“人治”盛行而“法治”薄弱，有法制而无法治的局面难以彻底改观。西方社会的根基在个人，西方伦理把个体从家庭和现实社会中抽取出来，进行“原子”式的分析和类的抽象，从而使个体独立化、抽象化、理性化，并把理性和独立性认定为个体的基本道德价值。所谓“理性”，就是指人的理智能力，进而演变为认识能力。西方人在理性与感情之间画出了一道明确的界线，界线两边是不具有替代性的。纯粹的理性依照一定的逻辑规则进行推理判断与反思，强调理大于情，寓情于理，主张公平竞争，不崇拜权威，不畏首畏尾、瞻前顾后以迎合他人，为西方锻造了一个井井有条的社会秩序，对民主法制的建设起了推动作用。但对人的理性和独立性的道德设定，形成了人与人之间的对立以及人与社会之间的对立。可以说正是由于这种对立，促使西方在竞争中不断发展。也可以说正是由于这种对立，导致西方在竞争中矛盾与冲突接连不断。
这两种差异悬殊、截然不同的经济基础和文化背景，造成中西双方在价值追求和伦理取向上旨趣迥异，因而中国伦理文化和西方伦理文化无优劣之别，只有特质上的差异。无论是西方现代性的还是东方传统的，也无论是宗教的还是世俗的，都无法单独满足现时代的道德文化需要。中西伦理思想同中有异，异中有同。人类文化具有相似性，普遍性的价值是存在的，是可以交融的，东西方文化最终在人的本性和基本的人生问题上是可以共通的。普世伦理是协调人类行为的规范之一，当下已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其建构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已经为各国不同的人群所认可。
普世伦理，指的是对一些有约束性的价值观，一些不可取消的标准和人格态度的一种基本共识，没有这样一种在伦理上的基本共识，社会或迟或早都会受到混乱或独裁的威胁，而个人迟早也会感到绝望。普世伦理作为普遍的伦理规范，其建构需要从各个民族的文化资源中汲取营养。正如布劳德所指出的，“人处于进退两难的困境，半是野兽、半是天使。”[4]普世伦理站在整个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高度，以整个地球上的人类为单元，在承认、尊重并保持文化多样性的同时，发掘出能够普遍适用和遵循的伦理准则，寻求“在多样性中实现统一性”。普世伦理首先是各种价值观的相互理解和融合，它以区域伦理为资源，而区域伦理又必然融入普世伦理之中。作为普遍价值的普遍本身不是一种绝对的普遍，不是针对所有人并适用于所有时间、所有地点的，即不是一种事实的普遍，可以通过经验的观察和归纳来验证的普遍性，而是一种价值的普遍，是一种表述上的应当的普遍。这类普遍性命题只能为特定的文化所认同，有时甚至只能为自我所认同[5]。作为普遍价值的最高形式，普世价值的建立必然受价值普遍性自身逻辑特性的限制，不能指望它在价值上获得很高的共识，而只能是少数的、低限度的。因而，这种普遍性是涵容着主体不同体验的具体普遍性，是一种允许接受和理解上有差异的普遍性。这也说明普世价值只能是一种低线价值，只能以降低它的下限来求得它的普世性：底线越低，普世性越强。只有当我们这样去理解普世性的时候，才能找到普世价值。如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是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历史实践中概括和凝结而成的、其中所蕴涵的理论精华和积极精神，作为中华文化的灵魂，这些价值观对中国人的人生选择和人格塑造，对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建构和民族精神培育，对民族的凝聚和社会的发展，都发挥过极其深远的积极作用，具有超越历史条件的普遍性，不能因为中国传统文化中有这些糟粕就否认它的普世性。中西伦理思想在不同的传统背景下发展而来，具有不同的特征，但差异之中也有其相同性，普遍性的价值是存在的，是可以交融的，东西方文化最终在人的本性和基本的人生问题上是可以共通的。寻求“普世伦理”，需从各个民族文化传统中吸取资源，在尊重各民族传统伦理价值的基础上，发掘和利用有利于建构普世伦理的思想和观点。这种文化的全球化是在多元文化的互动中会有一种关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趋同的价值取向和价值追求以及不同文化在全球化背景下的相互融合和共同发展[6]。
以此之明启彼之暗，取彼之长补此之短：吸收中国伦理中重情感、重道义、重和谐的合理内核，剔除其轻理性、轻个体的局限；吸收西方伦理中重理性、重意志、重个体的特点，剔除其理性至上、轻情感、轻人伦的局限。只有这样，才能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伦理价值体系，使普世伦理的构件成为可能，使真正建立起一个全新的具有普世意义的伦理体系成为可能，实现现代中国伦理价值重建的根本目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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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经济的快速发展使得各国不断加强自身建设，而新时期下的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也在不断推进，希望能在机遇与挑战并存的经济全球化下对我国高等教育管理的进一步发展有所借鉴。
一、全球化经济情况下我国高等教育发展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1、面临的机遇
(1)经济全球化带来了文化的全球化，将世界各国联系在一起，世界文化互相交织，相互影响，呈现出百家争鸣的繁荣景象。而屹立于世界民族文化之林的我国，更应当积极参与其中，吸收国际高等教育中的有益营养，为我所用。我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不断加强与世界优秀文化的沟通与学习将有助于为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增添新的教育活力，在批判吸收的基础上选择适合我国高等教育发展规律的有益因素，促进教育事业的快速发展。另一方面也可以有效的向世界各国传播我国的传统文化以及高等教育管理理念，从而促进世界多元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为此，高校应当积极建立更具针对性的教育专业，在经济全球化的社会背景下，培养更多的综合性高素质人才。
(2)经济全球化发展下，对于高精尖型人才的迫切需要程度不断加强，这就推动了世界各国对于高素质人才的格外重视，也自然使我国高等教育不断加快大众化的推进。但就目前来看，发达国家掌握着众多高素质人才的资源优势，并依旧呈现出高素质人才大量涌进，而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却人才缺失的局面。究其原因，主要是发达国家能够提供给人才更丰厚的物质条件、相对科学先进的设备资源、良好的科研环境，甚至用是一些优惠政策，待遇倾斜等策略来笼络世界各地的留学人员。这样发达国家拥有了更加充足的高素质人力资源，并创造出更大的经济效益，发展中国家则因人才后备力量不足，高等教育发展停滞不前，最终呈现出两个极端的现象，造成恶性循环。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的我国，面对日益全球化的人才竞争机制，应当积极推进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改革发展，为高素质人才提供良好的就职选择与国内环境，应对种种机遇与挑战，将国际人才争夺的压力转化为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的动力，创造自我价值空间。
(3)高等教育管理体制的改革需要首先确立科学合理的教育理念，创造人才培养机制，不断吸取国际优秀教育理念，立足于世界高等教育发展潮流的大方向，开拓国际视角，选择适应性的教育发展策略将有效提高我国高等教育的整体水平。我国应当充分认识到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也应充分利用好世界经济、教育资源的流动性特点，以实现资源利用的最大化，促进高等教育事业进一步发展。
2、我国高等教育发展面临的挑战
(1)教育市场竞争激烈
有限的教育资源，受到世界各国的强烈竞争，都希望能够在高等教育人才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在经济全球化的影响下教育市场的竞争更显得尤为激烈。一方面体现在国内市场，人才的广泛流动，范围不断拓展，人才素质参差不齐，跨国办学招生此起彼伏的现状使我国教育市场的地位受到强烈冲击;另一方面体现在国际教育市场，为掌握更大的人才资源优势，世界各国不断拓展市场范围，划分市场空间。要想在如此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占据一个相对安全且积极的优势地位，就需要正视我国所处的市场环境与国际地位，提升高校教学质量，将与发达国家间的教育差距不断缩小。
(2)思想教育面临考验
经济全球发展，西方意识形态强力涌入中国，以文化产品如影视作品等载体为依托，在中外意识形态与思想观念的差异下产生强烈冲击与影响，使得高校大学生在接触世界各国多元文化的同时，思想意识也受到极大影响。高校对大学生的培养是为我国提供优秀社会型人才，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人才资源的，直接关系到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民族伟大复兴之路，因此，加强高校大学生的思想文化建设至关重要。
(3)教育资源分配不均
论文关键词:经济全球化;高校成人教育;发展お
论文摘要:主要分析了我国成人高等教育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现状,探讨了在办学思路、管理体制、人才培养模式、教学手段等方面应采取的改革举措。
一、经济全球化的特征
经济全球化是指商品和各种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大规模流动和配置,跨越国家边界的经济活动日益增加,从而使各国经济在各个层面上相互渗透、融合和依存。随着世界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的显著特征是,经济资源跨越国界在全球范围内流动和配置,世界各国经济相互依赖和经济合作日益加深,整个经济呈现出一种全球化趋势。对于中国来说,经济全球化趋势是一个难得的历史机遇,也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我们要充分参与这种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国际合作与竞争,充分利用其中可以利用的各种有利条件和机遇来发展自己。
中国已经加入经济全球化的行列,要在强国林立的世界争取较大的发展空间,重要的是进一步发挥中国的比较优势——人力资源,这是中国经济长足发展的必然要求。面对经济全球化对我国人力资源开发的影响,我们需要转变人力资源开发观念,提升人力资源开发的社会地位,为我国迎接经济全球化挑战提供各类高素质人才。成人高等教育是我国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经济全球化和在教育需求日益全球化的背景下,应增强对全球多元文化的包容性,克服单一文化的局限性和封闭性,在进一步传承中国特色文化、陶冶人格、发展个性以及增强批判意识和行为能力的同时,加强与国际社会的沟通与联系,普及世界多元化文化和国际经贸知识,让国人尽快适应全球化所带来的种种变化,培养和培训能够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
二、我国高校成人教育的现状分析
(一)对成人高等教育功能、地位和作用认识不够
长期以来,成人高等教育作为进行学历补偿教育的一个主体,其发挥的重要作用未得到正确认识。一些高校把办成人教育作为一种创收的手段,缺乏必要的投入和长远的发展规划,对教学质量不够重视,影响了成人高等教育的社会声誉。
(二)面向市场自主办学的机制尚未真正建立
当前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改革的不断深入,由政府主导的成人高等教育,其运行机制,已越来越不能适应经济社会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已阻碍了成人高等教育的发展。通过这些年的改革虽有了一定的改善,出现了面向市场多种形式办学的现象,但是成人高等教育机构本身面向市场自主办学的体制和地位并没有真正形成。
(三)办学模式缺乏成人教育特色
长期以来,我国的成人高等教育存在严重的普教化倾向,基本上是套用普通高等教育的办学模式,由于忽视成人学习特点、知识结构和实际的需要,偏重于书本知识、缺乏人文主义教育和实际能力的培养,成人学员学习的积极性不高,教学质量难以提高。加上专业设置、课程设置滞后,人才培养难以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因此,提高办学质量就必须要改革传统的人才培养模式,去掉“普教化”现象,突出成人教育特色。
(四)非学历教育培训发展缓慢
近年来,随着成人高等教育学历补偿任务的完成,成人高等学历教育生源的数量日趋减少。以我校为例,20xx年报读我校成人高等教育的人数2万人左右,20xx年减为万人左右,20xx年减少为8千多人,20xx年又减少为7千人左右。适应社会经济发展对人才的需要,成人教育已逐渐由学历教育向非学历教育转型,但目前非学历教育培训发展缓慢。
(五)教学手段滞后
就广西而言,由于投入的经费不足,导致远程教育迟迟没有实现,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广西成人高等教育的发展。
三、经济全球化背景下高校成人教育发展对策
(一)提高认识,更新观念
成人高等教育是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教育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重要途径,是传统学校教育向终身教育发展的一个充满活力的新型的教育制度。在终身教育理念的影响下,在经济全球时代,个体学习的终生化必然为成人高等教育提供持续的、潜在的广阔的发展前景。普通高校在办好普通全日制高等教育的同时,着力发展成人高等学历教育和继续教育培训,是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也是自身发展的需要。所以,高校要进一步提高认识,在制定学校发展规划时,要同时考虑成人高等学历教育和非学历教育培训发展的规划,明确指导思想、发展目标,在组织、经费、政策、人员、设备、制度等方面予以保证,使学校真正成为开展成人高等学历教育和非学历教育培训的重要阵地。ァ(二)创新机制,激发出学校的办学活力和创造力
事实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条件下,政府管理社会资源配置的职能开始减弱,而市场配置社会资源主体地位逐步确立,教育资源配置也不例外。对于非义务教育性质的成人教育来讲,政府管理职能应当转向对成人教育事业的统筹规划、综合协调、宏观调控。对于各种非公益性成人教育,由于存在巨大的市场需求,政府可放手交给市场,运用市场机制,走产业化发展道路。各类成人学校及开办成教的普通学校,是成人教育办学主体的骨干部分。政府应该在学校专业与课程的设置、招生、教职工的聘任等方面赋予非公益性成人教育办学机构更多的自主权。让学校享有自定招生规模、具体培养目标,自主设置专业、拟订大纲、实施计划、安排课程、组织教学、考核管理、核发文凭,自己对教学质量、文凭价值、学校声誉负责,接受人才市场的评价和全社会的检验。学校依法自主办学,再加上各级政府主管部门的监督,将使成人教育形成“自主办学,自求发展,自我约束,政府监督,以质为本,竞争发展”的“市场式”运行机制,才可能充分激发出学校的办学活力和创造力。
(三)发挥各高校学科优势,创特色、创品牌专业
专业设置是社会需求与实际教学上作紧密结合的纽带,是高院校办出鲜明特色的关键环节。成人教育的专业设置第一要坚持市场性原则,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紧贴社会需求设置专业,这是专业设置的基本出发点和归宿点,也是成人教育生命力所在。第二要坚持浮动性和稳定性原则,保留相对稳定,市场有持续需求,有稳定的生源与发展前景的专业,舍弃只能满足一时之需的短期专业或知识而过窄的专业,积极开发紧缺专业。第三要坚持针对性与适度超前性原则。专业设置必须经过预测,把握经济发展规律,考虑到专业几年后的社会需求,具有一定前瞻性,做到适度超前,掌握办学的主动权。第四要实事求是地分析学校的客观条件,处理好需求与可能、可行的关系,以保证开设专业的质量,真正创出自己的特色专业、品牌专业。
(四)大力发展非学历教育培训
各高校要调整办学思路,实施成人学历教育与非学历教育并举发展模式。主要在继续拓展成人学历教育尤其是成人本科教育的同时,积极向社会、企业、社区和农村发展,寻求合作单位和教育项目,开展岗位培训、职业技术教育和其他高层次非学历教育活动。
(五)积极发展现代远程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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