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0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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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23-06-03 17:54:31 发布时间：24小时内 作者：文/会员上传 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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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是一个中文单词，拼音是Lù西北和埃库特N“论文”一词在古典文学中常用，意思是对话修辞或思想交流。 以下是为大家整理的关于以政府绩效与公众信任为主题撰写一篇小论文的文章11篇 ,欢迎品鉴！
【摘要】近年来，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也在推进，政府业绩的第三者评价越来越成为衡量政府行政业绩和政府公共服务供给效果的重要手段。国内政府业绩第三方评价实践的研究也在推进，但主要停留在定性研究的水平。本文结合现有理论成果，从实践层面分析未来中国政府业绩第三方评价的发展趋势。
【关键词】政府业绩第三者评价发展趋势。
政府业绩评价与传统政府部门管理方法不同，是一种新的管理模式，体现了时代发展对政府行政体制改革的要求。其中，第三方评价作为政府业绩管理的重要机制，能够有效地进行外部平衡，弥补传统政府自我评价的缺陷，在促进我国服务型政府变革方面发挥了不可或缺的推进作用。从西方国家实施第三者评价的经验来看，第三者是指与被评价对象和服务对象独立的第三者，由于第三者和被评价对象(第一者)、被服务对象(第二者)没有行政所属关系和利益关系，也被称为独立的第三者。在西方国家，政府业绩第三者的评价多由一些专业的非政府组织(NGO)作为评价机构。这些非政府组织可以保证第三者的独立性、专业性和权威性要求。
从实践层面看，中国政府业绩的传统评价模式以内部进行的自我评价为主，成为运动员和裁判员，评价过程关闭，评价效果差，影响政府的信赖力。近年来大力发展的政府业绩第三方评价，有效提高政府的信赖力，有助于完善政府业绩监督机制。我国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重视政府业绩评价，从西方参考经验，从90年代中期开始进行政府业绩评价的理论研究，至今为止。
止，基于我国具体情况的政府绩效第三方评估也有了十几年的实践经验。在这一过程中也发现了一些问题。因此，针对我国的实际情况和实际问题，分析政府绩效第三方评估的未来发展趋势，能够有助于丰富相关理论，引导政府绩效第三方评估更好地发展。
一、我国政府绩效第三方评估在实践中的问题
第三方评估与传统的政府自我评估相比，不但具有客观性以及独立性，还具有公正性和专业性等优势，能够有力改变政府部门“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的传统局面，但是在实践过程中，我国政府绩效第三方评估的优势并没有得到充分发挥，第三方评估在实践过程中还面临着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独立性问题
政府绩效第三方评估需要做到公平公正，首先应该得到保障的就是“独立性”。然而在我国，由于相关法制尚不健全，对于政府绩效第三方评估的管理制度也不够明确，因此在实践过程中，第三方在评估政府绩效时很容易受到各方的干预，缺乏独立性。这样的情况容易造成评估结果失真、评估结果的公平性和公正性无法保障，评估结果容易遭受质疑，从而丧失第三方评估的意义和作用。
（二）权威性问题
政府绩效第三方评估的权威性主要依托于评估机构的“专业性”。我国目前的政府绩效第三方评估主要由部分高校或一些商业评估机构承担，这些评估机构的专业性达标与否还得由“官方”说了算。这就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第三方评估独立性和权威性的“诺斯悖论”：想要获得独立性就必须具有权威性，想要具有权威性就必须得到官方的认可，想要得到官方的认可又会在一定程度上丧失独立性。
（三）专业性问题
我国的政府绩效第三方评估起步较晚，到现在为止也只不过积累了短短十几年的实践经验，与二战前就开始有实践经验的一些西方国家相比，在专业性程度上还有很大的差距。我国目前的政府绩效第三方评估机构的资格设置还缺乏一个相对完善的标准，因此各个机构的专业化水平良莠不一，专业人才不足，在评估指标设计、量化分析以及评估结果运用等方面都还存在各种问题。
（四）硬件设施与技术保障问题
与商业的第三方评估机构相比，这个问题在高校参与的政府绩效评估过程中更为严重。现在已经是信息时代，在评估过程中运用智能终端设备能够有效提高评估效率、提高评估准确性。然而在许多实践中，硬件设施与相关技术得不到保障，评估过程中依然只能采用传统的评估方式，费时又费力。
（五）评估结果的反馈与应用问题
政府绩效的第三方评估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发现政府在工作过程中所出现的问题、为了更好地提升政府行政水平。但在实践中，依然存在一些不重视第三方评估结果的现象。一些政府机构对第三方评估的重要性认识不足，认为第三方评估只是“走过场”，抱着这种想法，自然也就缺乏对第三方评估结果的反馈和应用，这样非常不利于提升治理水平和行政能力，第三方评估的结果沦为“花瓶”。
二、我国政府绩效第三方评估实践的未来发展
（一）评估机构更加具有独立性、权威性和专业性
随着法律制度的不断完善和第三方评估人才的不断培养，未来的政府绩效第三方评估将更加具有独立性和权威性。同时对于第三方评估机构资格的设置标准也在不断完善，有利于未来的第三方评估机构将朝着更加专业化的方向发展。
（二）商业性质的第三方评估机构增多
从目前的实践来看，商业性的第三方评估机构与部分高校相比，具有更加效率、更强独立性、设备与技术保障更完善等优点。未来的第三方评估机构可能会朝着商业性的方向发展，或是以高校与商业性第三方评估机构合作的方式来开展针对政府绩效的第三方评估。
（三）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的引入与运用
与人工评估相比，人工智能（AI）具有更强的客观性、更快的资料统计与处理能力、更强的数据储存能力以及更加准确快捷的沟通能力。在科学技术不断进步的当下，一些政府机构和银行已经有了运用人工智能（AI）对目标项目或目标客户进行资格审查或审批的实践。未来若是能够利用人工智能（AI）的优势，再结合传统人工第三方评估实践中的优点，双管齐下，一定能促进政府绩效的第三方评估过程朝着更加效率、准确、科学的方向发展。 （四）更加健全的反馈与运用机制
随着政府绩效第三方评估实践的不断发展，评估结果的运用成效也日益显现，政府对于第三方评估的结果越来越重视，第三方评估正在逐渐有力地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在未来，依托于更加先进的信息技术，第三方评估的过程能够变得更加透明、公正公平和公开，第三方评估的结果也能够更加全面、具体。在有授权的情况下，第三方评估的结果可以通过互联网等平台公开，供广大科研工作者进行学术研究和使用，也能够让广大人民群众和媒体通过这些公开的评估結果数据对政府的工作进行监督，在很大程度上提高政府的公信力。
三、发展我国政府绩效第三方评估的着力点
根据问题分析和未来发展趋势分析，要更好地发展我国政府绩效第三方评估，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力：
（一）紧扣国情、借鉴国外
我国的政府绩效第三方评估实践起步较晚，因此可以借鉴许多国外已有的理论或经验，在紧扣我国国情的基础之上进行实践，不断进行理论丰富和创新，最终形成与我国实际情况更加符合的、具有我国特色的政府绩效第三方评估理论，能够从实践层面上更好地指导我国政府绩效第三方评估的发展。
（二）做好法制保障、制度建设与监督工作
完善相关法律制度与管理制度，能够有效提升第三方评估机构的独立性、专业性和权威性。建立健全的对第三方法评估机构的监管制度、准入机制、行业标准，才能够有利于我国第三方评估机构健康、长久地发展。
（三）推进相关技术运用与开发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相关科学技术的成熟与运用是一个行业或产业快速发展的重要助推器。在已有的实践基础上，还应该大力推进与政府绩效第三方评估相关的技术开发与运用。例如智能辅助评估终端、评估数据和结果信息的网络化管理等等，都是非常有助于提升评估效率和科学性的技术。
综上所述，政府绩效第三方评估在我国的实践中依然还存在一些问题，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总的发展趋势是好的，是在不断向前的。经过十几年的实践，我国的政府绩效第三方评估也取得了十分喜人的成效，越来越多的政府机构开始引入第三方评估的机制、开始重视第三方评估结果的作用、开始公开和反馈第三方评估的结果与数据。未来，我国政府绩效第三方评估一定会朝着更好的方向发展，为深化我国行政体制改革、提升政府行政水平、建设服务型政府提供助力。
【参考文献】
[1] 杜娟、杜义国、张微：“我国政府绩效第三方评估的研究现状及未来展望”，《领导科学》，20_年06期。
[2] 徐双敏、陈尉：“第三方评估政府绩效的制度环境分析”，《学习与实践》，20_年09期。
[3] 孟惠南：“第三方评估在我国政府绩效评估中的应用”，《领导科学》，20_年23期。
摘要：政府信任反映了居民对政府的认可程度，是政府政策执行的基础。汶川的地震灾区居民政府信任水平没有随着灾区公共服务水平的提高得到相应的提升，通过运用“汶川地震十周年居民生活情况调查”数据，实证分析探究了人际信任、政府绩效与政府信任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显示，政府绩效、人际信任均对政府信任产生显著的影响。
关键词：灾区居民;政府信任;人际信任;政府绩效
中图分类号：D9文献标识码：Adoi：10.19311/j.cnki.1672-3198.20_.19.066
1问题的提出
20_年汶川8.0级特大地震给震区带来了巨大的财产和生命安全损失，我国政府在救灾所表现出的强大动员能力、应急能力也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尤其通过政府的各项震后恢复政策，使得汶川灾区的社会经济发展获得历史性机遇，基础公共社会高水平重构，产业发展能力也持续提升，百姓生活水平相对于震前有较大幅度提高。
较高的政府信任度会有效降低政府运行的成本，于政府及公民都是有利的。而政府信任会受一系列因素的影响，在突发事件发生的关键时期政府政策执行对政府信任的影响更为显著。政府信任作为公民对政府的主观评价，受诸多因素的影响。现有的研究中不乏对政府影响因素的探讨，程倩认为，政府信任是政府合法性的本质内涵，政府信任关系是公民对政府及其政策执行过程中各相关要素、政策执行过程以及政策执行结果的心理预期。在二者的关系解释上，政府高校的运作过程以及较好的绩效水平可以带来良好的政府信任水平，两者呈正相关关系（程倩，20_）。缪婷婷认为，影响政府信任的因素具体包括政府作为、政府绩效以及新闻媒体的兴起（缪婷婷，20_）。在关键时期，政府政策对居民的政府信任影响更为显著。在突发事件中，公民对政府的信任感往往受领导者的价值观以及政府政策执行情况的影响，政府信任与政府及其工作人员对受灾民众的真诚关怀和激励呈显著正相关的影响（王璐，20_）。
因此，本文在梳理了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基于“汶川地震灾区灾后重建十周年状况调查”数据，对影响灾区居民政府信任度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
2文献综述及研究假设
2.1人际信任
在文化主义视角下，人际信任会对政府信任产生显著的影响。高巍通过实证研究证实了人际信任对政府信任的影响：民众越容易相信他人，则更容易信任政府（高巍，20_）。胡荣等学者研究发现个人的信任水平对政府信任度会产生显著影响（胡荣，20_）。陈天祥构建了包括村内信任和社会信任的影响因素模型，验证了民众个人的信任水平对政府信任会产生显著的影响（陈天祥，20_）。人际信任程度越高，越有利于民众与政府的良性互动（刘人宁，20_）。人际信任变量作为文化路径中重要的解释变量，对居民政府信任的影响不言而喻，因此本文将其作为自变量的指标之一。据此，提出假设1：
假设1：人际信任度越高，政府信任度越高;人际信任度越低，政府信任度越低。
2.2政府绩效
制度主义路径认为政府绩效很大程度上影响人们对政府信任度的判定，政府绩效涵盖政治、经济、环境保护等多方面的绩效。许伟通过研究发现，政府绩效变量对政府信任会产生显著的影响，同时验证了政府绩效与政府信任之间的正相关关系。杨培鸿（20_）通过实证研究证明了公共服务绩效作为关键性的影响因素，对公民政府信任评价起着重要的作用。陈天祥在研究中国乡镇政府的政府信任情况时也将政府绩效作为自变量进行分析（陈天祥等，20_）。由此，提出假设2：
假设2：政府绩效水平与政府信任呈正相关关系。
3研究方法
3.1数据来源
本研究使用数据来源于国家科技部中国发展战略研究院联同西南交通大学开展的“汶川十周年居民生活情况调查”数据，调查范围包括四川省5市/州30县/区共198个行政村/社区，共抽取了30個受灾县中的4950户住户，共完成家户问卷3826份，完成个人问卷3751份。
3.2变量的操作化
因变量：政府信任变量
在“汶川地震十周年居民生活状况调查”问卷中，关于政府信任被划分为对中央政府、省政府、县/市政府、乡/镇/街道四个层级政府的信任，选项分别为“完全信任”、“比较信任”、“不太信任”、“根本不信任”，对四个信任度赋值为1-4，1代表“完全信任”，4代表“根本不信任”，以此类推。通过探索性因子分析提取出“政府信任”因子。
自变量一：人际信任。
“汶川地震十周年居民生活状况调查”问卷中，对人际信任变量操作为题目——对“家人”、“住在你周围的人”、“市场上的商人/买卖人”、“外地人”、“村干部”、“警察”、“医生”、“法官”共8种不同类型群体信任情况，答案与测量“政府信任”的答案一致。通过探索性因子分析，根据指标特征，提取出三个因子，分别为“权威信任”、“社会信任”、“邻里信任”。
自变量二：政府绩效。
本研究中关于政府绩效感知被测量为居民对“贫困问题”、“贫富差距”、“失业情况”、“空气污染”、“水污染”、“缺水问题”、“孩子上学不方便”的严重程度评价，答案包括“特别严重”、“比较严重”、“不太严重”、“不成问题”四个程度的测量，从“特别严重”至“不成问题”分别赋值为1-4。通过因子分析，提取3个公因子为“人民生活”、“环境保护”、“公共服务”。
4研究分析
4.1相关性分析
通过相关性分析可知，居民人际信任的三个维度与政府信任的相关显著性均为0.000，小于0.05，均呈显著性相关关系，表明民众个人信任水平会显著影响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其中权威人群信任维度的得分系数最高，为0.665。
居民对政府绩效感知的三个维度与政府信任的Sig值均为0.000，小于0.05，表明政府绩效与政府信任有显著性相关关系。居民绩效感知各维度与政府信任呈负相关关系，表明政府在这些方面存在问题的严重性越高，政府信任感越低，其中公共服务维度的得分系数最高。 4.2回归分析
该部分基于因子分析和相关性分析的基础上，采取线性回归方法进一步验证各影响因素与政府信任的关系，建立了2个回归模型，对影响灾区居民政府信任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
模型1中检验的是人际信任与政府信任之间的关系。在研究人际信任与政府信任的回归中国，采用逐步回归法，将人际信任的3个公因子作为自变量，政府信任因子作为因变量进行分析。根据选取自变量的规则P<0.05，共选择了3个变量，包括权威信任、邻里信任以及社会信任。模型1的相关系数为0.678，调整后的R方为0.459。因此，最终建立的模型1包含权威信任，邻里信任，社会信任3个影响因素。通过ANOVA表考察模型是否有效，该模型回归的显著性水平均显示P<0.05，表明回归程度显著，可以认为该模型有效。从回归系数表可知，权威信任、邻里信任以及社会信任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616、0.161、0.085，均大于0，说明权威信任、邻里信任以及社会信任程度越高，居民对政府信任的程度越高。T检验中，权威信任、邻里信任、社会信任和常数项的显著性P值都小于0.05，因而均有显著意义。
模型2检验政府绩效与政府信任之间的关系。在研究政府绩效与政府信任的回归中，采用逐步回归法，将绩效感知的3个因子作为自变量，政府信任因子作为因变量进行分析。根据选取自变量的规则P<0.05，共选择了3个变量，包括制环境保护、公共服务以及人民生活三个维度的变量，建立模型2。根据模型2可知，环境保护、公共服务以及人民生活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179、-0.118、-0.109，絕对值均大于0，回归系数为负，说明环境保护、公共服务以人民生活各方面问题的严重程度越高，居民对政府信任的程度越低，即政府绩效水平与政府信任呈正相关关系，政府绩效越好，居民政府信任度越高。T检验中，环境保护、公共服务、人民生活和常数项的显著性P值都小于0.05，因而均有显著意义。
5研究结论
本章首先在因子分析以及验证各影响因素与因变量存在相关性的基础上进行线性回归分析，进而验证了相关假设。具体结论如下：
（1）假设1得到验证：人际信任度越高，政府信任度越高;人际信任度越低，政府信任度越低。通过分析发现，人际信任对政府信任存在正相关关系。人际信任包括权威信任、社会信任及邻里信任。其中对权威群体的信任是本研究中影响政府信任最显著的因素，人际信任对居民的政府信任产生影响最为显著，其次是邻里信任，社会信任对政府信任的影响程度最低。
人际信任一直都被当作影响政府信任的重要因素，本研究通过实证分析也得出相同的结论。如何通过提高居民的人际信任水平从而提高政府信任水平是当前应该思考的问题。从本文的研究中可知，人际信任中居民对警察、医生、法官、村干部这类具有一定社会公信力的群体有着较高的信任水平，这与我国传统的信任特征有关，人们对这部分人群持有敬畏之心。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在当今社会中，这部分过去极具公信力的人群也面临公信力下降的困境。因此，需提高这部分人群的服务能力，提高公共服务水平，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人际信任中得分最低的是社会信任，即对陌生人的信任水平的解释。在人际关系越来越“冷漠”的今天，社会信任显得尤为重要。近年出现的“扶不扶”、“小悦悦”等问题和事件极大的打击了人们的信任感，使得人们对外界保持极高的警惕心，人们越发地变得更为“冷漠”。因此，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严厉打击破坏社会和谐稳定的因素。
（2）假设2得到验证：政府绩效越好，公民对政府的信任越强。政府绩效越差，公民对政府的信任越低。通过回归分析发现，居民对政府绩效的感知对政府信任产生显著的影响。本研究从政府在公共服务、环境保护、人民生活三方面的绩效成果来考察政府绩效对政府信任的影响，三个维度中环境保护绩效对政府信任的影响最为显著。
政府绩效是政府行为的直观体现，政府绩效的好坏直接影响民众对政府的信任水平，提高政府工作绩效是我国政府一直努力的方向。本研究关于灾区政府绩效与政府信任的关系中，人民生活、公共服务、环境保护方面的绩效对政府信任产生显著的影响。因此，提高灾区居民政府信任需要提高政府绩效，转变政府职能，提高政府的公共服务能力和水平。
参考文献
[1]程倩.论中国传统社会习俗型政府信任关系[J].学习论坛，20_，27（04）：47-51.
[2]缪婷婷.政府绩效对政府信任的影响[D].苏州：苏州大学，20_.
[3]王璐.突发事件中基层政府信任关系修复研究[Z].20_-04-04.
[4]高巍.当前中国居民政府信任的区域比较[D].济南：山东大学，20_.
[5]胡荣.农民上访与政治信任的流失[J].社会学研究，20_，（03）：39-55+243.
[6]陈天祥，周敏婷，郑佳斯.中国乡镇政府的政治信任：影响因素及区域差异[J].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_，（01）：101-108.
[7]刘人宁.基层政府信任的影响因素研究[D].哈尔滨：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20_.
[8]许伟.我国当代政府信任的比较研究[D].武汉：武汉大学，20_.
[9]杨培鸿.重复建设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一个基于委托代理框架的模型[J].经济学，20_，5（2）：467-478.
[10]陈天祥，周敏婷，郑佳斯.中国乡镇政府的政治信任：影响因素及区域差异[J].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_，（01）：101-108.
政府信任又称政治信任，一般定义为：在政府或者政治系统运转过程中，与公民的期待相一致的结果或者信念。在最高层面，政府信任是指公民对国家的态度。由于政治信任的多层次性，因此其可能是对特定任职者的态度，也可能是对现存制度的态度。根据社会契约论的观点：政府和公众之间是一种委托和代理的关系，公众将行政权委托给政府，同时希望维持相应的权利和利益;而政府代理公众行使行政权利，并通过履行相应的职能获得相关利益。因此，政府的信任是建立在委托、代理关系之上，一旦政府无法满足公众的期望，就会出现信任危机，从而导致两者之间原有的和谐关系破裂，甚至威胁到社会和国家的稳定。
政府绩效视角，主要是通过对政府的表现进行评估，分析政府信任的原因，即确定政府是否值得信任。个人对政府的信任程度受到政府行政能力、经济总体形势、政策执行等多方面的影响。在国外的研究中，将公众不信任政府的原因归纳为以下几点：政府工作效率低下、公款浪费严重、政策执行错误等原因。
政府绩效是影响政府政治信任程度的关键所在。政府绩效主要的参考标准是政府在社会经济管理过程中的行政结果、行政效益、行政效能，以及对政府在行使职能的过程中的管理能力进行研究[1]。政府的绩效是政府执政能力的表现，主要分为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和政治效益是三个方面。从理论上分析，政府信任程度对政府工作的顺利运作具有重大意义，因此它也是政治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我国城市居民中，首先城市居民将政府看作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城市居民对地方政府的评价相对较高，对中央政府和省政府的评价相对较低。虽然城市居民对中央政府的评价略低，这也体现出地方政府对城市居民日常生活的作用和影响，表明了城市居民对政府信任的理性。其次政府的绩效能够有效提升政府的信任程度，通过政府决策的透明性、依法治国的执行力度、贫富差距的改善情况、社会治安的管理情况，都会对政府信任程度有所加分。因此对于地方政府而言，城市居民的信任程度需求明显对政府绩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提升城市居民对政府的信任程度。
结束语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我国政府在经济建设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由于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在经济发展的同时也伴随着贫富差距加大、社会矛盾激化等多种民生问题，由于住房、医疗、教育等问题未能得到有效的解决。这样不仅严重削弱了政府的执政能力，降低了行政效率，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居民对政府的信任程度，所以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到国家和社会的良性发展。因此，要求政府必须通过有效措施提升政府绩效，为国家转型提供必要的助力和保证，确保服务型政府的构建。
高绩效政府的创建和公信力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高绩效政府是政府形象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而良好的政府形象无疑是提升政府公信力的法宝。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政府公信力的提升有赖于高绩效政府的创建。同时,政府公信力又是高绩效政府创建过程中的一股活力因素,公众对政府的支持和信任可以减少高绩效政府创建过程中的阻力,产生一种休戚与共、荣辱相依的情感。
一、高绩效政府是政府形象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
政府形象是一种社会资本是政府本身的一项重要资源,对提升政府公信力大有裨益。政府形象建设归根结底是要获得公众的满意和认可。一般来说,廉洁高效、公开透明、责任回应、务实创新等良好的政府形象构成了政府权威的合法性基础,是政府有效运行不可缺少的条件,能够降低政府运行成本,提高工作效率,其强大的凝聚力能够培育出公众对政府的认同感和信任感。良好的政府形象是提升政府公信力的法宝,任何增进政府形象的行为都是建立信任的捷径。“像凯迪拉克一样好”和“像存在银行里的钱一样安全”这样的信誉都是靠多年的努力才得以建立的,无懈可击的信誉减少了建立信任的时间。“信任的原始基础是熟悉的特征的过去的记录。因此识别与记忆的能力成为这一机制的生理支点。但是仅凭这一生理上的能力还远远不够。“为了给信任找到参照我们需要在识别和记忆的基础上发展出一种媒介它就是声誉。”[1]如果政府向公众展示了优良的形象,使得公众抱有“像政府一样高绩效”或“像政府一样为公众服务”等等看法,那就表明公众对政府已具备较高信任关系了,而这正是我们致力于追求的目标。
政府形象是公众对政府言行形成的印象、评价和信念的总称,是公众对政府整体素质、执政能力和施政业绩等方面的一种主观评价。政府形象的根本依据取决于政府的实际表现, 即“施政业绩”,也就是我们所谓的政府绩效。“在现代民族国家的政治框架中,公民对政府的合法性认同及其引起的信任与支持,主要基于三个来源: 一是对产生公共管理的国家主权的信念;二是对政府公共管理效能的信任;三是对政府所提供的公共服务的预期。[2]这里所说的第二个来源“政府公共管理效能”指的就是政府绩效。 政府绩效是一个包含经济、效率、效益以及社会公平等因素的综合性范畴。高绩效政府是指政府在履行行政职责的过程中,在注重社会公平的基础上,能够积极回应公众要求,追求公众满意,以相同或更少的资源获得公共产出的最大化。[3]高绩效政府能实现高效率和高效益,关注公平的价值,能满足公众期待,使公众的满意度和忠诚度得以提高,是政府形象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 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以建立高绩效政府为目标的行政改革取得了世人瞩目的成效,高绩效政府的创建已成为现代政府的一个必然选择。
目前,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已成为中国社会的一种共识,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我国政府必须强调政府的总体绩效,力争创建高绩效政府。我国政府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政府服务的质量取决于其工作绩效。如果政府的工作是高绩效的,它就能胜任自己的责职, 从而在公众中树立起威信,使公众心悦诚服地拥护政府、信任政府。
二、赢取公众信任有赖于高绩效政府的创建
取得公众信任有赖于高绩效政府的创建,政府的管理重塑高绩效形象是公众对政府信任投入的重要源泉。如果政府树立了高绩效形象,自己的责任感也会增强,在公众中就有了威信和号召力,容易得到公众的信任与支持,公众愿意与政府达成更多的一致,政府的政策易于得到理解,政府的目标也能顺利地贯彻与执行。公众在内心形成政府的高绩效形象,就会在遇到困难时首先向政府求助,在陷入危机状态时团结到政府周围,在面临挑战时和政府齐心协力。
1·高绩效政府是一个公众满意度高的政府
可以说,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公众对政府的满意度。现代政府治理的实质精神就是必须为公众服务,对公众负责,并时刻关注公众利益的平衡和实现。而且,现代政府所面临的竞争性生存环境也要求政府必须密切关注公众满意度,并随时调整自己的服务来满足公众的需求。这就意味着现代政府必须以公众满意度作为衡量和评价政府绩效的一个重要指标。
公众满意度是公众对政府工作满意程度的一种心理状态,高绩效的政府应该是具有较高公众满意度的政府。以公众满意度为导向来评价政府绩效是构建现代高绩效政府的必然要求。因为,以“公众本位”替代“政府本位”已经是一种大势所趋,高绩效政府必将始终以公众满意作为其行为的出发点和最终归宿,“执政为民”是当前创建高绩效政府的思想基础。当然,政府肩负着社会整体规划和长远发展的重任,它也不能仅仅为了公众的满意而只顾公众眼前的、直接的、经济的利益。
2·高绩效政府是一个有限而强大的政府 高绩效政府是一个有限政府。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完善,我国政府的功能不再是无所不为的全能型管理,而是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有限型管理与服务。政府与市场或社会各司其职,有限政府的职能主要在于经济调控、市场监管、弥补市场失灵和提供公共服务。有限政府的高绩效可以从适度的政府规模、科学的政府职能范围、精明强干的政府机构人员等方面加以衡量。但有限政府并不是弱政府或低效政府的代名词。恰好相反,追求政府的有限性是期望利用政府的能力以低成本来满足公众的需求。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来推行各项改革政策。高绩效政府体现了政府强大的能力,“一个政府的合法 性取决于一个政府在多大程度上解决了社会存在的问题,即政府能力。”[4] 一个强大而有能力的政府具有良好的战略管理能力、行政执行能力和自我监督能力, 能够保证政府运行的效率及处理关键性问题的速度。如果政府在维护和促进公众利益、提供优质服务、解决公众的实际问题方面表现出了强大的能力,自然能赢得公众更高的信任。 政府要以现代的公正理念作为政策的基本立足点,最大限度地满足社会各阶层的利益,促进和社会的发展,获得公众的认同和支持;保持较高的社会治理能力,转变政府职能,创建高绩效政府, 与社会的发展保持同步运行;政府除了有权力有能力通过政策的制订及自身的转型实现强的目的外,在实现过程中还要确保自己运行方式的合理性,避免以目的的正当性论证行为的合理性。
3·高绩效政府是一个服务型政府
服务型政府理念是与高绩效政府关联最为紧密的一个维度。根据社会契约理论,政府是因为社会的需要和满足公众利益的要求而存在的,其最根本的职能就是服务职能。服务型政府的实质就是为人民服务,追求的是公共利益的实现,以公众利益为中心,以公众满意度作为衡量自身绩效的标准。“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是我国服务型政府建设的基本要求。在这一基本理念的指导下,政府势必要转变全能政府的观念,变无限责任政府为有限责任政府,实现高绩效政府的目标。
完善政府公共服务是转型期政府形象建设的基本立足点。高绩效政府应当能够合理地考虑在成本与效率和公平之间保持平衡,并且应当能够服务于当前和未来的社会需求。在转型期,政府应为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提供必要的公共产品和有效的公共服务。政府必须突破本位主义,不为局部与眼前利益所动,谋求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同步发展,维系整个社会效率与公平的平衡发展,尽可能消解不利于社会稳定的各种矛盾,实现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双轮驱动。只有这样,才能获得公众持久的支持和信任。 三、创建高绩效政府的思考 作为一种全新的政府治理理念,高绩效政府强调公共服务的质量和效率,注重责任,将公平置于重要的位置,是对服务型政府、有限型政府、责任型政府、公平型政府等治理理念的综合与深化。
首先,高绩效政府的创建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需要政府百折不挠的努力。即使在面对众多批评,甚至在政府努力为社会公众服务却仍得不到公众的认同或赏识时,也要坚定创建高绩效政府的决心和信心。高绩效政府同时也应该是一个善于抓住改革时机的政府。高绩效府应富有创新意识和灵活性,具有采取行动的倾向性,能够预测未来趋势并做出相应的组织战略调整。创建高绩效政府不仅要对政府的工作方法和组织结构进行改革,还需对政府的服务对象、组织文化以及管理系统进行全面的改造,引入现代系统科学方法进行宏观上的整体设计。政府确立明确的改革目标,并脚踏实地开展工作,都会激发起创建高绩效政府的热情,政府的这种热情对于提升公信力无疑是一支强心剂。
其次,高绩效政府的创建有赖于政府对信誉的重视,也就是政府对其高绩效形象的维系。要促使政府有维护自身信誉的主动性,必须具备一定的激励与约束机制。建立激励和约束机制的根本措施在于使信誉保持较高的价值,信誉低会受到较高惩罚或损失,信誉高则可获取高收益。高绩效政府需要引入风险激励机制,创造一种紧张气氛,在容忍平庸的环境中注入一种重 视优异表现的精神。选择一个能引起公众关注的外在威胁或外部竞争对手,使公众意识到为达成共同目标须与政府保持一致性,使公众对政府的不信任在外在威胁或竞争对手面前消失。可以说,高绩效政府的创建尤其体现在政府的危机处理能力上。政府在危机中的一举一动都会被迅速放大,并被公众纳入评价的范畴,当然,危机状态下也极容易产生更高程度的不信任感。虽然危机公关能力是增强政府高绩效形象的重要途径,但是要让公众在政府面临困境或失败时仍保持较高水平的信任是比较困难的,所以最好还是让政府少处于危机之中。
再次,高绩效政府的创建需要重视领导艺术,领导人必须值得公众信任的方式行事。领导艺术在激发高绩效政府创建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领导人必须具备在特定历史时期所需要的特殊才能,有能力面对转型时期的各种挑战。如果领导人没有能力、言行不一、不关心公众,则非常容易毁掉信任。高绩效政府的创建需要领导人的支持和促进,只有领导人认识到创
建高绩效政府的重要性,才可能不断促进建设。在这种情况下,领导人的魅力可以对公众产生强大的凝聚力和号召力,促进公众参与的积极性和自觉性。即使公众对政府施政的一些具体方式存在异议,即使政府遇到一些危机,公众也能与领导人所代表的政府同呼吸、共命运。
最后,高绩效政府的创建是一个共同参与的过程,每个人都能为这个过程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事实上,在组织的任何层次上都可以做出高绩效改革的决定。你不必一定是最高行政官或民选官员才能有效地改革。显而易见,管理部门会有更大的权力和资源来指导改革。但是中层管理人员或一线雇员同样可以做很多事情。虽然在等级制中职位影响着控制范围的大小,但是每一个人都有能力在他或她自己的控制范围内提高绩效。”高绩效政府应积极主动地扩大政府决策的公众参与程度,以公众意愿作为第一价值取向,并建立公众参与决策的渠道、规则和程序。通过让各方广泛参与评价政府绩效,建构起立体的、综合的政府绩效评价机制,让服务对象监督、评判政府和公务员的工作。这种促进参与的高绩效政府的创建过程,使得公众更能以一种积极的姿态投入其中,在潜移默化中提升了对政府的支持和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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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和我国政府审计工作的改善，业绩审计在政府监督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本文阐述了政府绩效审计的现状，深入分析了中国政府发展绩效审计的必要性，揭示了当前政府绩效审计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最后从审计观念、审计监督制度、审计法律环境和预算制度等方面提出了优化政府绩效审计途径的建议，为中国政府绩效审计的高效合理运行和持续发展提供了一定的参考。
关键词:政府业绩审计审计监督优化路径公共管理。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持续发展和制度的不断完善，人民群众对政府公共财政支出的效率和效果关注度也日益提高，为了加强政府责任，适应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客观要求，产生了政府业绩评价。经过数十年的发展，政府审计在理论和实践层面进入了新阶段，现在以业绩审计为政府审计的重要内容，成为政府审计的新发展趋势。目前，我国政府绩效审计尚不成熟，仍处于起步阶段，存在诸多问题，如何构建适合我国国情的绩效审计体系成为我国政府审计的关键。
一、政府绩效审计的必要性。
(一)是建设廉洁透明服务型政府的需要。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了积极安全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建设高效透明的服务型政府。如今，我国正处在经济高速发展阶段，政府公共财政支出成为社会焦点问题。政府绩效考核的主要内容是对政府官员在任期间的工作情况和成果进行绩效考核和财政资金运用的有效性和经济性考核，政府绩效考核的开展拓宽了考核监督的领域和范围，加强了考核机构在行政监督中的作用，增强了各级政府工作人员的责任感，减少了腐败事件的发生，进一步避免了大量经济损失的发生，为建设高效透明的服务型政府营造了良好的氛围。
(2)是提高公共管理效率的需要。
近年来，政府财政收入大幅增加，公共管理投入增加，但公共建设相关项目从立项到最终完成需要多部门多层次审查，项目实施时失去最佳实施时机，同时浪费大量人力物力，这些现象的出现强调政府机构工作管理效率低，人浮于事件。审计机构在对政府部门及其下属单位进行绩效审计过程中，对公共资源配置的经济效率、配置效果等方面进行审查，有效管理和评价政府权力的使用，提高政府行政服务的工作效率水平。
(3)是保证政府职能发挥作用的需要。
近年来，中国财政支出呈现稳定增长态势。但由于目前中国政府财政支出结构不完善，财政支出表现相对较低。从近年来的开支来看，经济建设和行政管理所用的地方财政金额差异较大，人员资金开支已成为主要部分。该支出严重限制了政府职能的正常履行，因此需要加强对政府财政资金的监管和分配。根据政府财政资源有限的基本国情，及时对财政监督财政开支，能够有效控制各级政府部门公共资金开支，提升公共资金业绩。
二、政府业绩审计的现状。
(1)审查范围逐渐扩大。
21世纪初，政府有关机构及其下属单位的业绩审计提上日程。审计机构审计重点从以前被审计机构财务收支的客观性和合法性转变为被审计机构财务资源使用的有效性和经济性。与此同时，20_年1-11月，国家审计机构完成了21334业绩审计项目。其中，审计局完成113个，省级审计机构完成847个，地级审计机构完成6288个，县级审计机构完成14086个。另外，各省市地方审计机构实施的绩效审计项目数量占审计项目总数的31%。其中，1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5个独立计划城市均超过这一平均水平。20_年1-11月，绩效考核工作量约占考核总工作量的一半左右，比20_年同期增长10%。
(二)加强政策支持力度。
近年来，审计局发布了多份文件，规划了业绩审计的发展方向，十三五国家审计工作的发展规划提出进一步加大业绩审计力度，始终贯穿审计工作，促进发展质量和利益的重大违纪违法问题的暴露和审查力度，促进廉政建设。与此同时，各省市也积极制定政府业绩审计相关政策，20_年徐州市审计部门发布《徐州市审计机关政府投资项目业绩审计操作指南》，规范徐州市业绩审计工作，20_年浦东新区人民政府发布《关于印发浦东新区业绩审计方法的通知》，对浦东新区政府部门业绩审计提出了实施要求。
三、政府业绩审计出现的问题。
(一)审计机构缺乏独立性。
从我国政府行政结构来看，我国各地市审计机构属于各地政府，受当地政府和上级审计机构的指导，受经费和行政管理模式的影响，业绩审计目标和具体任务的制定受当地政府的制约，阻碍审计作用确实有效地发挥，同时审计机构业绩审计活动完成后，审计机构发行的审计报告由同级地方政府和上级审计机构审计，不利于审计工作报告的完整性和客观性宝座，审计报告的真实性受到制约。另外，审计机构的组成人员审计机构本身只有提案的权利，其人员编制、人事选拔、任免、奖惩均由同级组织部和同级政府审查批准，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审计机构职能的正常发挥。
*河北省哲学社会科学计划办公室:PPP模式支持正确扶贫绩效评价研究(HB18GL058)。
(二)缺乏相关法律法规的指导。
我国政府业绩审计起步晚，审计工作的具体方法和程序尚不成熟，目前只有少量法律法规提到政府业绩审计，政府业绩审计工作开展的完整法律依据不足，现行《审计法实施条例》第二条指出，《审计机关依法独立检查被审计机关的会计证明书、会计账簿、财务会计报告书及其他与财政收支、财务收支相关的资料和资产，监督财政收支、财务收支的真实性、合法性和效益行为》，相关法律只进一步明确了该法律规定，但没有列出具体的审计内容和我国政府的具体规定。在这种背景下，审计相关人员只能通过现有的知识储存和现有的经验来探索，审计人员的工作水平也不同，业绩审计效果的正确客观性增加了一定的风险。(3)审计团队人才结构不合理。
完成政府业绩审计需要多个专业审计师团队。在此期间，中国审计机构主要从事传统财务审计。审计师的知识结构比较简单，工程技术、法律、宏观经济、对外贸易和计算机专家数量比较少。根据中国审计师知识结构的调查，会计和审计专家占所有审计师的71.8%。绩效考核要求考核广泛的经济和管理活动的有效性，要求多样化、创新的方法和多学科知识。有些审计师很难满足高标准的绩效审计。另外，审计员整体的数量也很少，难以适应大的任务量，水平越低的机构越明显。
四、完善政府绩效审计优化路径。
(一)完善独立监督体制。
一是要进一步加强垂直管理改革力度。不仅将地方审计机关正职的任免权接受省级机关，普通审计人员也由省审计厅管理，招聘、提拔、任免由地方审计机关提名，由省审计厅和省人社会局决定，二是地方审计机关经费由省财政厅统一保证，纳入省财政预算。由此可以将人力资源和财务完全独立于地方政府和财政部门，提高独立性，使地方审计部门更有效地对地方政府领导进行审计监督，更有力地揭示和反映问题。
(二)健全相关法律制度。
由于缺乏明确的法律条款，我国政府业绩审计推广和拓展面临一定的困难。我国立法机关应进一步完善我国政府业绩审计相关法律制度。首先要完善审计报告的公开制度，通过将审计活动的各个阶段以审计报告的形式向公众展示。在完善审计报告制度的过程中，可以充分利用媒体作为中介的作用，及时准确地将审计结果传递给社会公众，扩大政府审计的影响力。其次，要不断健全审计结果问责制度，加强审计结果的应用，实现审计报告的公开与审计结果问责的有效联系。
(3)构建合理的评价标准体系。
随着政府职能的逐步完善，经济性和利益性也是政府业绩审计应该关注的重要内容。在预算绩效考核体系的基础上，审计机构应积极探索绩效考核考核标准，建立全国公认、适用、规范的体系，不断修改、完善。业绩评价体系应当包括预期的目标、决策过程、投入资源和能源、生产效益、对社会效益的影响等，评价指标应当坚持定量和定性的结合，定量指标主要指财务指标，定性指标的确定应以被审计项目的特点和被审计部门的管理特点为基础。
(四)改善政府业绩审计人员结构。
审计团队人员的综合素质和业务能力是政府业绩审计顺利进行的重要保障。审计机构不仅要提高现有审计人员的综合素质能力，还要不断引进高水平的审计人才，尤其是专业型的审计人员。要提高审计机构的准入门槛，完善审计人员的准入制度，确保招聘人员在综合素质和业务水平上能够满足政府业绩审计的要求，确保审计队伍中的人才能够胜任其职责。此外，审计机构人员不仅要包括专业审计人员，还要在实际绩效审计工作中招聘工科类、经济管理类等其他专业人员，不断优化审计人员结构。
全面优化我国政府业绩审计可有效促进我国审计持续健康发展，有利于推进社会主义法治社会建设，但结合政府业绩审计在我国起步晚、发展缓慢的现状，如何更好地开发和引导还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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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自从新媒体迅速发展，我国网民规模大幅度扩大。文章运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_网民社会意识调查的公开数据，探究普遍信任和政府信任现状以及普遍信任对政府信任的影响效果。研究结果表明，普遍信任同意度介于同意和中立之间，政府信任度呈现“央强地弱”的总体格局。普遍信任对政府信任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且对中央政府的影响程度要高于地方政府。
[关键词]新媒体;普遍信任;政府信任;影响
[中图分类号]D035[文献标识码]A
随着新媒体时代的到来，政治生活与网络媒介密切相关，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第42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_年6月30日，我国网民规模达8.02亿，互联网普及率为57.7%。可见，网民是民众的一部分，网民在网上表达自己的感受和意愿，体现强大真实的民意。而人际信任和政府信任是信任范畴的两个重要方面。在信任的测量上，人际信任属于社会信任的领域。韦伯（1995）将其划分为普遍信任和特殊信任，普遍信任以相同信仰为基础，也称和陌生人之间的信任;特殊信任以血缘或裙带关系为纽带，建立在自己所熟知的群体之上。而政府信任是民众对政府或政治制度所持有信心的正面期望。因此，网民的政府信任度不仅能够反映民众政府信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展现着社会整体信任水平和国家政府信任的未来趋势。诸多学者在关于人际信任与政府信任的关系研究中，均一致认为人际信任特别是普遍信任是政府信任的基础，普遍信任可以作为解释居民政府信任的有效变量。且随着新媒体的快速发展，网民获取信息方式多元化，网民能从微博、微信等多渠道更及时地了解官方媒体未能及时报道的事态发展与事实真相，可能更能客观、理性地看待政府行为。因此，本文在借鉴前人关于人际信任与政治信任相关研究的基础上，运用CGSS20_网民社会意识的调查数据，利用SPSS软件对调查数据进行深入分析，以了解当前网民对政府信任的现状以及探讨普遍信任对政府信任的影响程度。
1文献回顾与述评
普遍信任是社会关系网络中重要的社会资本组成要素之一，长期以来深受国内外学者重视，他们通过理论和实证两个层面对人际信任与政府信任之间的关系进行探讨，得出不同的结论。尤斯拉纳（20_）在研究中发现，政府部门之间信任水平会随着人际信任的下跌而降低，政府工作效率会随之发生影响，导致公众对政府信任度下降，即人际信任对政府信任产生正向影响。而Stolle（1998）认为，普遍信任会对自己所属的公共组织产生负向影响，即普遍信任越高，政府信任越低。同时，还有部分学者认为人际信任与政府信任之间不存在显著关系，如帕特南（20_）认为应该从理论上区分人际信任和政府信任，二者可能不存在相關关系。
近年来，我国不少学者将普遍信任作为解释变量、政府信任作为被解释变量来研究普遍信任对政府信任的影响。如谢治菊（20_）在基于江浙和贵州高校的实证研究中发现，普遍信任的增强对政府信任的提升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张海良、许伟（20_）在探讨普遍信任与政府信任的关系中，提出普遍信任程度越高，政府信任会随之产生正向影响。赵慧增、王思琦（20_）以西南交通大学为例，普遍信任对政府信任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与中央政府信任相比，普遍信任对地方政府的影响程度更大。
相较于大量学者研究普遍信任对政府信任的影响，部分国外学者认为信任可以分为政府信任和社会信任，两者是属于不同范畴的概念，并将政府信任作为自变量，普遍信任作为因变量进行研究，得出了相应的成果。什托姆普卡（20_）在对波兰的实证研究中指出，政府信任态势的提高促进了公众间的普遍信任。Rahn（1999）、Rothstein（20_）等认为，政府信任是影响公众信任他人的重要影响因素，公众对政府的信心程度的提升，直接促进公众信任社会其他人。
关于政府信任的影响因素研究，从不同的角度来看，考察的因素各不相同。从政府的角度来说，社会经济、依法行政、社会治安状况等政府绩效发展良好会提高公众对政府的满意度，进而影响政府信任度。（胡荣、胡康等，20_）从公众的角度来说，公众对公共事务的参与程度展现了他们的互惠态度、社会网络和人际信任的结果，政府关注公民的要求，对行政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公民的意愿得以表达，最终促进政府信任度的提升。（高勇，20_）从传播的角度来看，媒体对政府形象的塑造起着不容忽视的作用，公众更关注媒体，便更能多渠道了解社会事件各种观点，进而更能客观、理性看待政府行为，相应地会表现出更加信任政府的态度。此外，刘建平、周云（20_）在对政府信任的影响因素进行探讨时，提出性别、年龄、政治面貌、受教育程度等个人特征因素和文化因素都会对政府信任产生影响。卢海阳、郑逸芳等（20_）基于对我国16个城市的实证研究中，发现引入公共政策满意度及对政府工作满意度后，政府信任程度表现得更加显著。
总的来说，前人对普遍信任与政府信任的关系研究存在争议性，并未有统一的认识，并且国内外研究以理论描述研究居多，定量研究较少。从政府信任影响因素来看，其潜变量还有待深入探究，学者大多从人口学特征变量、政府绩效论、社会资本论等潜变量来研究，可能疏漏了关于公众对公共政策等满意度的影响研究。并且，新媒体时代迅速发展，网民队伍不断扩大，媒体因素对政府信任程度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国内外学者基于网民群体的检验较为缺乏。鉴于此，本文致力于通过CGSS20_调查数据深入探讨普遍信任对政府信任的影响。
2数据来源与变量测定
2.1数据来源
本研究数据来自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_年通过在互联网发布网络问卷对中国网民开展网络调查的公开数据。本文的研究对象选取18周岁以上的中国网民，经过样本筛选，剔除含有信息严重缺失的样本后，最终所得样本容量为3730名，样本人口学特征如表1所示。 2.2变量操作化
本文所采用的变量的名称、定义和描述性统计如表2所示。
本文将政治信任划分为中央政府信任和地方政府信任，选取问卷中的问题“对中央政府/地方政府，请问您多大程度上信任它们”加以测量，将选项“非常不信任”“比较不信任”“一般”“比较信任”、“非常信任”分别赋值为1、2、3、4、5，平均值越高，表明网民政府信任程度越高。结果发现，中央政府信任均值明显高于地方政府，分别为3.01、1.97。且网民对中央政府比较信任比例最高，约占36.33%，这比地方政府多了20.43个百分比。可见，我国网民对中央政府的信任度明显高于对地方政府的信任度，这与谢星泉（20_）在研究政治信任结构与群体性事件中认为我国公民“央强地弱”的政治信任趋势相一致。
本文将普遍信任作为自变量，选取“在我们这个社会，大多数人是可以信任的”进行数据处理，将选项“非常不信任”“比较不信任”“一般”“比较信任”、“非常信任”分别赋值为1、2、3、4、5，平均值越高，表明网民普遍信任程度越高。结果发现，我国网民对普遍信任度介于“一般”与“比较信任”之间，约为3.27。如表4所示，网民普遍信任程度最高为“一般”，约占36.68%，其次为“比较信任”，约占35.98%。
朱春奎等（20_）认为性别、年龄、收入、教育程度等社会人口属性因素对政府信任具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卢海阳等（20_）在公共政策满意度与中央政府信任研究中认为人口学特征、公共政策满意度等方面对政府信任有一定的影响。罗龙真（20_）在基于CGSS20_对政府信任与社会信任关联性实证研究中将教育程度、生活幸福感、社会公平感等作为控制变量，实证检验了政府信任的影响效应。生活幸福感本文借鉴前人的研究，选取性别、年龄、政治面貌、学历、职业等人口学特征、民主政治满意度、主观幸福感和时政关注频率为控制变量纳入回归模型中。
3网民政府信任的Logistic回归分析
为研究普遍信任是否对政府信任有正向影响，本文对网民的政府信任进行Logistic回归分析。模型1和模型2考察人口学特征、民主政策满意度以及普遍信任变量对网民政府信任度的影响，统计结果见表5。
3.1普遍信任的影响
模型1和模型2显示，在控制人口学变量及民主政治满意度、主观满意度、时政关注频率等控制变量后，普遍信任在10%的水平上负向影响中央政府信任度，但对地方政府信任度影响不显著，影响系数分别为-0.694和-0.248。这表明，网民普遍信任度越高，政府信任度越低，这与现有的相关的实证研究相抵触，如张海良，许伟等基于数据CGSS20_对人际信任、社会公平与政府信任关系的实证研究。由于研究群体的不同，选取控制变量的不同，得出的结论也会有所不同。本文认为普遍信任度对政府信任度的负向影响的解释是：本文选取CGSS20_网民社会意识的调查数据进行分析，新媒体背景下，网民更容易依托社交平台与他人交流，刚开始他们愿意选择相信对方，由于网络的虚拟世界存在很多动机不纯或者带有不良目的的行为，经过多起网络交友失范事件报道后，最终使网民趋于培养理性的信任态度，让政府信任度有较大的改变，由此对政府信任产生负向影响。
3.2人口学变量的影响
在模型1和模型2中，性别在1%的水平上正向影响中央政府信任度，但对地方政府信任度影响不显著，系数分别为0.349和0.012。这可能存在的原因有：首先，这是我国“央强地弱”的政治信任格局的体现;其次，无论在劳动力市场还是政治参与中，性别歧视是常见的现象，这种刻板印象会直接影响公众对女性的信任和支持，长期以来女性便对政府产生较低额度的信任值。而年龄、政治面貌、学历、职业等其他人口学变量对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信任度影響均不显著。
3.3其他控制变量的影响
在模型1、模型2中，网民主观幸福感在1%的水平上正向影响地方政府信任度，但对中央政府信任度未产生显著影响，影响系数分别为1.675和0.530。第一，公众在生活中获得了制度上的保障，自身的幸福感更能表现出来，由此会在一定程度上增强政府信任度，这与刘明明（20_）在对“社会信任对公众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的结论相符。第二，地方政府保障制度的执行对公众基本生活以及权益保障有着较大程度的影响，而中央政府的提案等还需地方政府的试点以及真正执行，加之公众主观幸福感会在一定程度上增强政府信任度，最终主观幸福感对地方政府信任度影响更大。而民主政治满意度、时政关注频率均未对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产生显著影响。
4结论与讨论
通过数据调查结果分析，本文得到以下结论：
第一，信任状况方面，我国网民普遍信任同意度平均值为2.78，介于“一般”和“比较信任”之间，中央政府信任均值明显高于地方政府，分别为3.01、1.97，呈现“央强地弱”的政治信任格局。
第二，对政府信任的影响方面，普遍信任对中央政府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而对地方政府信任影响不显著。性别在1%的水平上正向影响中央政府信任度，但对地方政府信任度影响不显著。网民的主观幸福感在1%的水平上正向影响地方政府信任度，而未对中央政府产生显著影响。其他控制变量对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影响均不显著。
本文研究的创新点主要有：第一，选择在新媒体背景下考察网民的普遍信任状况，更具有针对性和新颖性。第二，采用Logistic回归模型测量有无普遍信任协变量，其他潜在变量对政府信任的影响，研究结论证实了普遍信任对政府信任度有促进作用，同时也证实了其他潜在变量对其影响程度的变化。第三，运用实证方法，为学术界关于普遍信任度对政府信任度的影响争论提供新的理论依据。
本文尚存在以下研究不足之处：一是本文研究数据样本局限于中国网民群体，未来可以扩展到我国公众，进而从更大的研究范围得出的结论更具有适用性和全面性;二是对政府信任的回归模型中可能还存在其他潜在变量，未来可以全方位深入探究关于对政府信任度的影响因素。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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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自从分税制模式实施后，出现了中央与地方政府财权和事权不匹配的问题。20_年金融危机对我国的经济影响非常大，于是我国扩大内需，推出了4万亿元的投资计划。很多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开始迅速扩张，扩大自己的融资规模。然而这种现象也产生了负面影响，各地政府实施不同的项目，导致政府债务规模不断扩大，政府债务风险严重。鉴于此，对政府财务风险进行分析，并提出解决政府财务风险的对策。
关键词：政府债务;财务风险;防范对策
中图分类号：D63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_）10-0111-01
引言
我国从1994年开始进行分税制改革，导致政府的财权和事权不统一，政府支出的责任变更非常频繁，但是没有相应的财力作为支撑。20_年，我国为了应对金融危机，提出了4万亿政策，结合中央政府的投资计划，地方政府开展了各种形式的融资。大规模的融资导致债务隐性化，债务风险非常严峻。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要防范各类风险。在风险防控中，政府的债务风险防控是重点，从而有效地预防金融风险的发生。
一、当前地方政府债务存在的风险
1.政府财权事权与支出责任不符。自从1994年我国实施分税制改革后，税种划分成中央税种和地方税种。地方的事权不断增多，导致地方性政府财政支出越来越多。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居民对公共产品的需求量非常大，政府需要更多的资金。地方政府为了进行基础设施建设，他们每年都要融资，产生债务风险。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非常有限，受到中央强化房地产调控的影响，在转移支付环节中存在各类问题，不能结合地方政府的实际需求。在增量调节环节，地方之间的贫富差距非常大。地方政府的事权不断增加，但是财权非常有限。地方政府体制内的收入不能弥补财政支出，导致地方政府的预算外收入增加，他们只能通过举债的方式弥补财政不足。
2.政府融资不够规范。政府在融资环节中，产生非常大的随意性。地方政府常常通过发行债券的方式，但是资金还是不能满足需求。于是，地方政府开始建立各类融资平台，在融资环节中产生盲目性和随意性。政府的融资运作效率不高，融资的成本非常高，导致政府投资效率不佳。在融资平台建设中，资金不足。政府会通过各类方式补充资金，通过挪用年度预算等方式，甚至出现虚假注资的方式。政府在融資方面，相关的管理体制存在缺陷，很多融资平台的建设没有相关的监督措施加以辅助，采用多头管理的方式。融资监督机制尚未建立，政府在融资环节中，缺乏法律和公众的监督，导致商业腐败的产生。
3.政府债务管理机制不够健全。政府的债务管理机构不完善，尽管我国政府已经积累了很多政府性债务，但是债务管理机构尚不完善。债务资金使用不够规范，有些地方政府的债务资金不能纳入到预算管理环节，债务资金不能充分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债务资金管理效果不好，不能进行全方位的预算管理。政府债务领域的信息不够透明，地方政府的融资情况不能及时地回报给人大常委，信息不公开，导致地方性债务的口径不能完全的纳入到预算管理系统中。债务管理的法制建设比较落后，不能结合债务管理建立法律体系。尽管我国制定了《预算法》等，对政府的举债行为加以约束，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政府投资还是越来越多，已经超过政府的财力。
二、强化地方政府债务管理，降低债务风险的措施
1.提升思想认识，强化债务管理。政府应强化风险认识，防止债务风险扩散为经济风险，要正确地认识债务风险问题，纵观大局，做到未雨绸缪。政府应树立忧患意识，认识到抵御债务风险的紧迫性，也要认识到政府举债对当地经济发展产生的影响，确保偿债有序。强化底线意识，底线意识在一定程度上是底线思维的应用，其与风险意识是相辅相成的，政府要在对现实情况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提高警惕。将国家法律作为“红线”，做好风险的防范准备工作。政府还要提升自身的法治意识，杜绝违法违规的举债行为。有些政府的领导干部，他们的法治意识比较弱，对于一些惩戒视而不见。因此，政府应树立法治意识，规范举债行为，维护法律的权威。充分了解政府职能的权限，掌握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关系，强化政府职能的转变，发挥市场这只无形手的资源配置作用。
2.推进体制机制改革。合理划分财权和事权，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应该明确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有效地抑制政府债务规模。结合权、责和利相统一的原则，各地区的财权和事权应得到明确，制定财权事权调整机制，形成完整和清晰的财权和事权清单，从而提升政府对于财权和事权改革的可操作性。建立相应的配套措施，完善相关的改革协同配套方案，提升转移支付制度的可操作性。进行干部任用制度的改革，完善债务监督考核问责制度。对考核的方法进行改进，抓住基础和发展的根基，充分发挥潜能，改善民生，促进社会进步。完善政府债务考核和问责制度，建立公共服务为中心的理念。在新政策背景下，完善债务监督制度，对金融机构进行科学的监管工作，有效地杜绝违法违规操作，强化责任人制度。对政府债券资金进行全面管理，明确责任主体和财务主体。提升债务信息的透明度，通过政府政务网站的方式，对债务限额明确，建立债务限额报告制度。通过财政预算的方式，对预算情况进行分析。
3.提升政府债务风险管理能力。建立政府债务管理小组，发挥其职能。对政府债务的借、用和还阶段进行监督，进行债务管理工作的指导，对于债务风险要实时掌握。当风险发生后，应采取必要的干预措施。完善政府债务的预算管理工作，分别对政府债务收入、支出、付息和还本进行预算，防止超预算举债的发生。各地的人大应发挥审议作用，充分履行监督职能。提升风险化解的能力，在政府债务管理中，隐性债务管理存在一定的难度。因此，在债务管理中，要对各类风险进行评估，出具评估报告。有些政府债务风险防范能力比较差，风险防控机制比较落后。因此，要提升政府债务风险化解能力，抓住风险产生的主要因素。
结语
政府债务风险是重大风险的类型之一，因此，我国应有效地防范和化解政府财务风险，促进全面小康社会的建设。同时，政府应提升债务风险的化解能力，树立危机意识。
参考文献：
[1] 秦一菲.我国地方政府债务问题研究现状、进程与热点分析[J].现代商贸工业，20_，（32）：137-138.
[2] 胡才龙，魏建国.多任务委托代理模型下地方政府债务管理激励契约设计——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J].审计与经济研究，20_，（5）：118-127.
摘要：及时回应人民群众的期盼和关切是现代政府的一个重要标志。回应人民群众期盼和关切，宏观上要保证经济社会稳定发展，微观上要在具体事件中保障人民切身利益。提升政府回应能力是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内在要求，是建立和谐社会的有力保障，是增强政府公信力的重要途径，是政府执政能力不可或缺的重要方面，是衡量政府执政水平的重要标杆。
关键词：政府回应内涵价值
中图分类号：D6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_）23-0236-02
全球治理委员会在《我们的全球之家》的报告中指出，治理有六个基本要素：参与、公开、透明、回应、法治和责任。回应作为治理的要素之一，要求政府在治理过程中，要与老百姓互动，对公众的合法性要求作出及时、负责的反应，不能无故拖延或者不了了之。回应越快，治理的程度越高。
李克强总理说过，及时回应人民群众的期盼和关切是现代政府的一个重要标志。回应人民群众期盼和关切，宏观上要保证经济社会稳定发展，微观上要在具体事件中保障人民切身利益。
一、政府回应的内涵
1.政府回应的内涵
政府回应，“就是政府在公共管理过程中，对公众的需求和提出的问题作出积极敏感的反应和回复的过程”[1]。
政府回应的两点要求：其一，政府部门对公众的需求和提出的问题具有敏感性，要及时作出反应，不能置之不理;其二，政府在敏感性的基础上，要作出积极有效的回复，满足公众需求或解决群众问题。
政府回应是个互动过程：对公众来说，可以通过利益诉求渠道表达自身的要求与期望;对政府来说，要及时有效地对公众的诉求给予反应和回复。政府回应的结果可能是一种积极的表态，表明政府对问题的重视;也可能是对满足公众需求，还可能是对公众要求的一种说服和引导[2]。
2.政府回应的要素
一是回应主体。也就是“谁回应”，主要是政府和政府部门及其工作人员。二是回应对象，也就是“回应谁”，既可以是公民个体，也可以是社会组织，社会大众。三是回应客体，也就是“回应什么”，指公众提出的需要政府满足或解答的诉求。这种诉求可以是明确表达出来的，也可以是潜在的;既可以是反映社会整体利益的诉求，也可以是个人的具体诉求。四是回应渠道，也就是“怎么回应”，即回应的方式和渠道。五是回应反馈，也就是“回应的如何”，即公众对政府的回应作出的反应性信息，并把这种信息反馈给政府。
二、提升政府回应能力的价值
1.提升政府回应能力是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内在要求
传统管制型社会中，政府也要根据社会需要去做事。但由于社会事务相对来说比较简单，而且公众很少有机会向政府提出要求，因此政府不会承受太多回应性的压力。政府之于公众来说，更多的是管控者，缺少对公众的服务和诉求的回应。
服务型政府的建设意味着政府角色由管控者向服务者的转变。服务型政府，以服务人民、服务社会为宗旨。为了更好地提供服务，政府需要准确掌握公众的需求，并及时满足公众需要，解決公众问题，这个过程就是政府积极有效的回应过程。因此，提升政府回应能力是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内在要求。
2.提升政府回应能力是建立和谐社会的有力保障
说文解字看“和谐”二字。“和”由“禾”和“口”构成，“禾”代表粮食，“口”表示人。据此，“和”就是指人人有饭吃。“谐”由“言”和“皆”构成，“言”指说话、表达，“皆”是全部的意思。据此，“谐”就是指人人都有表达的、说话的权力，能够畅所欲言。那么“和”“谐”二字连起来，为我们描绘的和谐社会的场景就是：人民在满足物质生活的同时，表达权、参与权、监督权等也都能够得到保障。要实现这样一副场景，就要增强政府的回应性[3]。
而且，从社会稳定的角度说，政府能够及时了解民情、掌握民意，对涉及群众利益的问题能够早发现、早处理、早解决，给予及时回应，才能消除社会中存在的不和谐因素，实现社会的稳定发展。
3.提升政府回应能力是增强政府公信力的重要途径
20_年3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省兰考县县委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到过“塔西佗陷阱”。通俗地讲，“塔西佗陷阱”就是当执掌公权力的政府部门失去公信力时，无论其说真话还是假话，都会被认为说假话;无论其做好事还是坏事，都会被认为是做坏事。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我们当然没有走到这一步，但存在的问题也不可谓不严重，必须下大气力加以解决。如果真的到了那一天，就会危及党的执政基础和执政地位。”[4]公信不立，患莫大焉。人民对政府的信任，是政府权威的基础。
提升政府回应能力是增强政府公信力的重要途径。政府回应是政府公信力最直接的来源。如果把政府公信力看作一个“产品”，在它的生产过程中，人民的诉求是“需求侧”，政府回应就是“供给侧”。群众通过各种渠道发出呼声，向政府提出要求，实际上是群众有对政府产生信任的需求，希望政府是一个关心人民疾苦、能够为人民排忧解难的机构，而政府则通过回应向人民群众提供可以信任的政策资源，并使人民知晓政府是关心并愿意保护他们切身利益的可以信赖的管理者。在呼应之间，“需求”和“供给”发生了相互作用并对接起来，政府与人民之间的信任由此建立，并成为一种稳定的社会资本，政府公信力亦随之产生[5]。
在需求与供给间，就像社会经济领域要从拉动需求转向供给侧改革一样，政府不仅要及时回应人民提出的需求，更应该积极主动地了解社会发展和人民权益状况，在需求产生之前主动响应，提高政策水平、提升执政能力、强化服务意识，时刻将改善民生作为政府职能第一要务，以高质量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供给”满足人民的需求，保障人民权益，保持政府公信力不断产生和稳定增长[5]。
4.政府回应能力是政府执政能力不可或缺的重要方面，是衡量政府执政水平的重要标杆
随着公众参与意识、表达意识、监督意识的增强，公众对于诸如分配制度改革、柴米油盐的价格、房屋拆迁的政策、化工厂选址方案这些问题越来越关注，不仅想了解政府部门“怎么看”，更想知道接下来“怎么办”。政府“回应”正由选答题变为必答题。坦率地说，中央在深化改革开放、高压反腐、改进作风、厉行节约等宏观层面对公众呼声给予了积极回应，但不少地方政府或相关部门回应在新闻事件、网络爆料等质疑时，仍时常显得迟疑、被动甚至恐惧。推进民主政治、打造阳光政府依然成为时代潮流。顺应时代潮流，“回应社会关切”是政府建设的内在要求，知情、参与、表达和监督是必须保障的公众权利，因此，各级政府及政府工作部门必须尽快适应并学会在质疑、追问的“杂音”中执政，就成为一门必修课，无法回避，更不可逃避！
参考文献：
[1]何祖坤.关注政府回应[J].中国行政管理，2000（7）.
[2]李严昌.政府回应过程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_.
[3]雷鸣.说文解字话和谐[N].羊城晚报，20_-12-16（A11）.
[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_.
[5]张欧阳.政府回应：政府公信力产生机制的“供给侧”[J].江汉论坛，20_（4）.
摘要：政府信任反映了居民对政府的认可程度，是政府政策执行的基础。汶川的地震灾区居民政府信任水平没有随着灾区公共服务水平的提高得到相应的提升，通过运用“汶川地震十周年居民生活情况调查”数据，实证分析探究了人际信任、政府绩效与政府信任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显示，政府绩效、人际信任均对政府信任产生显著的影响。
关键词：灾区居民;政府信任;人际信任;政府绩效
中图分类号：D9文献标识码：Adoi：10.19311/j.cnki.1672-3198.20_.19.066
1问题的提出
20_年汶川8.0级特大地震给震区带来了巨大的财产和生命安全损失，我国政府在救灾所表现出的强大动员能力、应急能力也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尤其通过政府的各项震后恢复政策，使得汶川灾区的社会经济发展获得历史性机遇，基础公共社会高水平重构，产业发展能力也持续提升，百姓生活水平相对于震前有较大幅度提高。
较高的政府信任度会有效降低政府运行的成本，于政府及公民都是有利的。而政府信任会受一系列因素的影响，在突发事件发生的关键时期政府政策执行对政府信任的影响更为显著。政府信任作为公民对政府的主观评价，受诸多因素的影响。现有的研究中不乏对政府影响因素的探讨，程倩认为，政府信任是政府合法性的本质内涵，政府信任关系是公民对政府及其政策执行过程中各相关要素、政策执行过程以及政策执行结果的心理预期。在二者的关系解释上，政府高校的运作过程以及较好的绩效水平可以带来良好的政府信任水平，两者呈正相关关系（程倩，20_）。缪婷婷认为，影响政府信任的因素具体包括政府作为、政府绩效以及新闻媒体的兴起（缪婷婷，20_）。在关键时期，政府政策对居民的政府信任影响更为显著。在突发事件中，公民对政府的信任感往往受领导者的价值观以及政府政策执行情况的影响，政府信任与政府及其工作人员对受灾民众的真诚关怀和激励呈显著正相关的影响（王璐，20_）。
因此，本文在梳理了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基于“汶川地震灾区灾后重建十周年状况调查”数据，对影响灾区居民政府信任度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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