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历史作为检验经济学理论的自然实验

一、经济史的事实可以检验经济学的基本理论

我们先讨论经济史上的重大事实，来检验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尤其是空想资本主义的理论。例如，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可以保证外贸自动平衡，科斯的零交易成本世界反对政府对市场的任何监管，等等。

(一)斯密的看不见的手(贸易自动均衡论)与国际贸易的持续逆差

古典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方法论的核心都是均衡论，却没有给出真实经济从非均衡到均衡需要多长时间。如果市场在任何时间任何条件下都能保证自动趋于均衡，当然就不需要政府干预，也没有危机和战争的可能。这是我称之为空想资本主义的理论基础。历史上，影响最大的市场自动均衡论，当属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讨论贸易自动均衡时发明的比喻看不见的手。我们检验和重构经济学框架的出发点，就是斯密《国富论》没有解决的内在矛盾。《国富论》第一卷第一章讲分工，分工提高效率。《国富论》第一篇第三章的标题是斯密最重要的贡献，就是分工受市场规模限制，其经济学含义就是规模限制意味着市场竞争的本质一定是非线性的、有界的。市场活动必然是非均衡的。可惜包括斯密本人都没有理解经济活动非线性、非均衡的本质。问题出在《国富论》第四篇第二章讨论限制进口国内可生产的货物时，仅有一次提到看不见的手，目的是论证国际贸易会自动平衡。

斯密为了证明自己的猜想，给了一个具体的例子。他假设有个荷兰商人用船做国际贸易，从柯尼斯堡(当年属普鲁士，现在为俄国的加里宁格勒)买了玉米运到葡萄牙的里斯本。船空着回去不合算，他们会装了葡萄牙产的水果和葡萄酒运回去。如此一个简单的外贸例子，斯密来了个逻辑跳跃，断言说国际贸易一定会自动平衡。斯密的推理其实有很大的漏洞。因为来回船里装的东西，重量不一样，体积不一样，总的价值会一样吗?一船粮食和一船水果或葡萄酒的总价值怎么会一样呢?这是贸易结构复杂性产生贸易不平衡的常识。历史上有大量案例可以证明斯密看不见的手的理论在国际贸易问题上是不成立的。美国的贸易逆差，从1970年代开始持续到现在几十年了，打了各种各样的热战、贸易战和汇率战，使用压日元、人民币升值等等非经济手段，美国实现贸易平衡了吗?没有。历史上最著名的看不见的手失败的案例，当属贸易逆差引发的鸦片战争。19世纪英国进口中国茶叶造成的贸易逆差持续了170年。

英国先是从1729年开始在印度种植鸦片贩运到中国，后来发动鸦片战争迫使中国实行毒品贸易的自由化，但是即使大幅增加对华的鸦片出口，还是解决不了贸易逆差问题;英国接着从1854年起在印度西北部的阿萨姆地区驱逐原住民强迫种茶，为了运出茶叶，英国政府还补贴私营公司修铁路，这全都是看得见的手用改变经济结构的办法来干预外贸的持续逆差，直到1900年才扭转了逆差。古典经济学幻想靠市场交易就能协调国际分工，这是一个经济学理论的乌托邦。我把斯密叫做空想资本主义的创始人，因为斯密本人清楚地看到分工受市场规模限制，也看到资本主义初期的殖民主义，看到财富和权势的联系，却幻想市场能自动均衡，道德可以约束贪婪带来的战争和动乱。新古典经济学的均衡模型以为单靠汇率调整就能解决国际贸易的平衡问题，只是斯密理论的变种。原因是，国际贸易平衡涉及的是多种商品，而非只有两种商品。多种商品的贸易平衡涉及复杂的结构问题，我们下面讨论一般均衡模型时，再深入讨论。斯密幻想破灭的教训是：分工加市场不等于协作。这是西方经济学迷信看不见的手，至今屡败屡战，仍然没有搞懂的道理。

(二)阿罗德布鲁的一般均衡理论和东欧的转型实验

新古典微观经济学把斯密看不见的手发展成阿罗德布鲁的一般均衡模型，声称在完全市场的条件下，自由浮动的价格体系有稳定的唯一解。历史上唯一一次自觉应用一般均衡理论的经济决策，就是1980年代末到1990年代，以哈佛教授萨克斯在东欧和俄国推行的休克疗法，导致比两次大战还要严重的经济损失，其结果和中国摸石头过河的价格双轨制采取的渐进实验，大相径庭。值得注意的是，在柏林墙倒塌和苏东转型之初，包括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内，美国和西欧的主流经济学家几乎无例外地赞成一次性地放开价格管制，质疑中国渐进的价格开放。他们对市场自稳定的信仰来自阿罗德布鲁模型，他们用似乎高深的拓扑学证明市场经济的均衡解是唯一和稳定的。只是静态数学模型无法算出价格收敛的速度，便借助于哲学寓言的力量。诺奖经济学家弗里德曼在中国推销休克疗法的比喻是：一刀砍掉蛇的尾巴蛇还能活，几刀砍蛇尾蛇就死了。

萨克斯的说法是：深渊只能一步跳过去。可是没有人知道蛇有几条尾巴，也没有人知道深渊有多宽。中国刚开始宣传价格改革，就引起全国的抢购风，使中国的价格闯关立刻刹车，此后转入双轨制的渐进价格并轨，至今国内能源、粮食、教育、医疗的价格还没有完全放开。东欧和俄国的价格自由化却导致高通胀和长期的萧条。东欧转型的最初十年，匈牙利和波兰的GDP下降18%，俄罗斯下降43%，乌克兰下降61%;通胀率，波兰高达400%～580%，乌克兰达3 400%，俄罗斯4 000%，高通胀持续时间分别为5～8年;货币贬值，匈牙利和波兰贬值到1/4，俄罗斯卢布贬为1/5 500，乌克兰贬为1/76 000。东欧积累了几十年的国有资产，瞬间转移到西方资本手中。东欧转型衰退持续的时间差别极大，波兰持续7年，俄罗斯持续16年，乌克兰持续15年，至今还不到1990年的65%。和1990年相比，东欧国家增长最快的是波兰，只有1990年的2倍，俄罗斯仅1.2倍，中国却是近10倍。

休克疗法的历史先例是战后西德出现过的艾哈德奇迹。二战结束后美军占领下的西德，一度实行战时经济的价格管制，结果物物交易，经济萧条。时任经济部长的德国经济学家艾哈德不和美军总部商量，在1948年6月借引入新西德马克之机，突然解除价格管制，很快恢复了市场的繁荣。这使西方经济学家一致认为，东欧转型可以重复艾哈德奇迹。然而东欧各国在快速实行价格、外贸和汇率的自由化之后，带来的不是经济繁荣，而是巨额的贸易逆差、通货膨胀、货币贬值、企业倒闭，以及大量失业。西方援助的条件苛刻，要求东欧国家提高利率、紧缩预算、出售国有资产，经济更是至今没有恢复自主发展的元气。为什么1948年的艾哈德奇迹在1990年代的东欧转型中没有重演?

因为西德战后一片废墟，分工回到原始的原子经济，这才是阿罗德布鲁模型成立的前提。东欧转型之初，苏联和东欧已经形成复杂的国际分工网络，价格体系是分工结构的结果。解散经互会条约，东欧片面对西方开放，当即打碎东欧原有的分工协作，企业的零部件供应普遍中断。原来东欧国家间约一半以上的贸易是在社会主义国家间进行的。市场自由化的西方标准要求一切外贸以西方的硬通货结算，社会主义国家间原来通行的物物交换或以卢布结算的分工体系立即瓦解。贸易自由化系东欧片面对西方开放，而西方并没有同时对东欧开放市场。这导致西方低端的日用品连手纸也大量涌入东欧，而东欧原来有价格优势的农产品和工业品，因为不熟悉西方的营销网络和质量标准而被挡在门外，结果东欧企业大批倒闭。私有化过程中东欧普遍缺乏货币资本，东欧的私有化进程使西方跨国公司得以廉价收购东欧的核心企业。

相比之下，中国开放之初的高关税保护了民族企业的生存空间，选择性的特区开放又使国有和民营企业逐步学会和外国企业竞争，所以技术和人才方面远比东欧落后的中国企业，在转型过程中能快速成长，民族企业逐步学会和跨国公司竞争。更基本的问题出在新古典经济学的价格理论忽视了工业化经济下的迂回生产和产品周期。不同产品有不同的生产周期。蔬菜和肉类的生产周期只有几个月，电站的投资周期是几年。大学和医院的建设成长要几十年时间。由于产业结构大不相同，转型过程中不同产业价格趋稳的速度也大不相同。简言之，新古典经济学的一般均衡模型没有产品周期，没有产品创新，也没有产品生灭，只能近似描写前工业革命时代的静态市场。用来指导技术更新频繁的现代经济，无异于纸上谈兵，误国误民。

(三)金融危机全面挑战新古典的宏观与金融理论

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的发生机制，就动摇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均衡框架，因为现有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无视市场内生不稳定性的机制。危机始于美国房地产泡沫和金融衍生品市场的瓦解，给全世界造成大萧条以后最严重的经济危机，世界至今没有摆脱持续衰退的阴影。金融危机的历史如何打击新古典经济学以均衡论为核心的宏观和金融理论，我们下面来一一说明。金融危机首先打击的是法玛的有效市场假说，因为有效市场理论干脆否认金融市场存在内生不稳定性和金融危机的可能。 我们早在1996年就发现了股市运动的本质是非线性的色混沌，否定有效市场假说依据的白噪声模型。 美国金融危机爆发时的市场动荡是典型的非线性现象，股市价格暴涨暴跌的幅度远超高斯分布描写的小幅振荡的范围。金融危机其次冲击的是卢卡斯领导的、以理性预期和微观基础论为基础的反凯恩斯革命，其已成为过去30年推行经济自由化的理论基础。我们早在2002年就指出卢卡斯微观基础论的错误，因为微观存在的大量家庭的消费涨落互相对冲，产生的宏观波动不足以解释观察到的宏观数据。只有金融中介构成的中观基础才是经济周期产生的根源。

2008年的金融危机起源于金融衍生品市场的瓦解，证实了我们的中观基础论。金融危机的历史进程也冲击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定量金融模型。我们早在2005年就指出期权定价理论依据的布朗运动模型具有随时间爆炸的性质，应当代之以稳定的生灭过程模型。美国保险巨头AIG 面临破产的原因是信用违约互换(Credit DefaultSwap，CDS)市场的瓦解，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定价理论的错误引爆了市场。美国房地产次贷危机的爆发，也让我们质疑马克维茨的金融风险模型，因为金融风险的均衡模型只考虑均值(一阶矩)和方差(二阶矩)。我们发现，金融危机时高阶矩(3～5阶矩)会暴涨上千倍，超过方差的量级。 显然，新古典金融学的均衡理论，无力理解金融不稳定性的非均衡本质。金融危机是美国过去30年推行金融市场自由化的结果。反对金融监管的理论依据是科斯的交易成本理论，因为任何监管必然增加交易成本，似乎降低了市场效率。

我们对美国金融市场的分析证明，危机产生于美国的金融自由化时期，因为金融投机极大地增加了市场的不稳定性，也就是增加了社会成本。 金融危机的损失高达十几万亿美元，比金融监管的成本高几个量级。新古典金融理论的基础是无风险套利。在实践中，金融投机的套利行为在放大而非降低金融风险。如今，西方金融衍生品市场的规模是美国GDP的50倍，世界GDP的10倍。金融衍生品市场的恶性扩张，严重损害实体经济的发展。值得注意的是，中国金融市场的问题，很大程度上和中国金融界缺乏对西方金融理论的警惕有关。中国一度大量购买美国国债来保值增值，原因是盲目相信教科书经济学把美国国债的利率作为无风险利率。美国金融危机的加深，才使我们意识到根本不存在什么无风险利率，因为主权国家，例如希腊，也有国债违约的风险。即使购买美元定价的美国国债，美元贬值也导致美国国债价值的缩水，使中国庞大的以美元计价的外汇储备面临巨大风险。中国金融市场的发展，必须摆脱对美国金融教科书的迷信，才能在政策上摆脱美国的金融霸权。

危机发生后，西方国家采取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效果远远不及中国政府，暴露了宏观经济学的严重问题。第一，希克斯的IS曲线失灵。危机中，西方政府纷纷降低利率来刺激经济。按照教科书的标准理论，降低利率，等于降低投资成本，必然导致投资增加，从而刺激经济增长。但在国际竞争的条件下，降低利率可能引发资本外逃，流向投资回报率更高的地区，例如中国和其他新兴市场国家。西方议会制政府瘫痪的结果是西方经济前景不明。金融机构宁可持有大批现金观望局势，也不投资产业。即使利率降到零，甚至负利率，西方发达国家依然经济停滞。第二，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学派断言货币政策是外生的，所以央行可以用货币扩张政策避免金融危机。我们早在1988年发现货币混沌时就已证明货币运动的内生性和非线性。 金融危机过程中，美欧日先后推行量化宽松的政策，企图用印钞票来摆脱金融危机，得到的结果不是通胀，而是通缩。因为整个金融系统在紧缩而非放松银根来避免坏账。第三，大萧条时期行之有效的财政政策，在中国得以成功推行，在西方国家寸步难行，其原因在于西方利益集团在危机时刻照样阻碍财政政策的推行。这凸显了政治经济学在制定经济政策时的重要。和古典政治经济学相比，新古典经济学表面的价值中立，掩盖了政治与经济之间密不可分的紧密关系。对国际国内的经济决策，经济学家必须自觉地了解利益集团与经济政策之间的矛盾。

(四)中国崛起挑战新古典的外生和内生增长理论

索洛的外生增长模型基于规模报酬不变假设，预言经济增长的收敛趋势。 罗默的内生增长模型，基于知识积累的规模报酬递增假设，宣称经济增长有发散趋势。 世界经济观察到的历史表明，实际情况要比新古典增长理论的两个极端模型复杂得多(见表1)。我们看到1913～1950年美国拥有全球最高经济增长率，1950～1970年增长最快的是日本，1970～2010年增长最快的是中国。在每个地区或跨国比较中我们也观察不到稳定的收敛或发散趋势。相反，在大国兴衰的过程中我们看到的是增长趋势在不同时期的变化。新古典经济学均衡论的长处是解释市场稳定的机制，短处是解释经济增长的原因。微观经济学的企业理论，只允许规模报酬递减或不变，才能画出供给曲线，产生市场均衡。索罗的外生增长理论假设资本的规模报酬不变，则经济增长率必然趋同，最后等于人口增长率。这显然与事实矛盾。因为不少人口高增长的发展中国家，人口多并不等于就业机会多，反而成为教育和基础设施的沉重负担。罗默通过对西方国家知识经济的观察，提出知识资本规模报酬递增的假设，可以部分解释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的差距不断扩大，但是无法解释，同样资源贫乏、人口众多的中国，何以在短短几十年间实现经济起飞，超过历史上任何的西方大国。罗默也无法解释，为何西方的经济中心也在不断转移，工业革命的主导权先后从英国移到德国和美国。如果知识资本是累积的话，则工业革命和科学革命的先行者英国应当保持经济中心的地位至今，不会出现大英帝国的瓦解和联合王国的衰落。我们提出的代谢增长论可以回答大国兴衰和多样文明之谜。

任何技术和产业都有生命周期。任何上升期的技术发展都有知识积累和报酬递增的过程，但是面对新技术的竞争，老的技术可能衰退甚至被淘汰。所以经济发展的本质是技术和产业的新陈代谢。政府和非营利的大学等社会组织在产业研发的初期起重大作用，在产业衰落的转型期也起重要作用，这是中国能够后来居上的原因。即使在产业起飞和饱和阶段，政府政策在防止市场泡沫和市场垄断上也有重要作用。中国道路的实践经验突破了西方经济学看不见的手的局限，发展了新型的混合经济，得以兼顾经济的高增长和社会的协调发展。

二、经济史上的重大争议和比较研究

经济史检验经济学理论，必然涉及定性和定量分析两个方面。中国学术界对是否存在中国模式、中国道路的争论，往往通过分析中国历史上的若干重大事件来得出整体性的判断，例如东方专制、西方民主等结论。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后，我们发现面对人类历史的比较研究，对质疑西方中心论提出了新的历史依据。我们这里重新考察国内和国际学术界有重大争议的若干历史问题，例如，三年困难时期的人口损失及历史上的战争规模和禁书运动，从国际比较的角度，得出不同的思路和结论。比较研究的方法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国家的规模差距极大，只有几千万到一亿以上的人口大国和中国的比较才有意义。第二，比较的标准应当是人口比例，而非绝对数。我们发现，只要采用这两种客观的比较方法，就不难澄清历史的疑团。

(一)三年困难时期与苏东转型的人口下降幅度

三年困难时期的人口问题往往被作为否定中国道路的依据。值得在这里具体分析。中国人口规模超过西方国家与日本之和。任何成功或失败的数据，和小国相比都十分惊人。合理的度量应当是比较不同国家的比例，而非绝对值。应当指出，目前国内外关于中国困难时期非正常死亡数千万人的说法只是猜测，并无统计数据的依据。即使美国的大萧条时期，有大量饥荒的新闻报道，但是美国官方从无非正常死亡的数据，因为营养不良和非正常死亡之间没有可操作的定义。但是，我们可以用其他统计数据，比较中国发展的代价。目前可以找到的是麦迪森《千年经济史》中的人口数据。 中国1960年是6亿6 707万人，1961年是6亿6 033万人，下降了1.0%，1962年恢复增长，达6亿6 577万人，1963年为6亿8 234万人，超过1960年的水平，恢复期为3年。相比之下，东欧和苏联经济转型造成的人口下降，幅度和时间都比中国大得多。依据联合国统计局的数据，东欧人口在1989年达到峰值3.83亿人，此后持续下降，2014年为2.93亿人，25年间下降了23.4%。俄罗斯人口的峰值在1993年达到峰值，为1.48亿人，2008年为1.43亿人，15年间下降了3.6%。俄罗斯转型人口的恢复期为15年。2008年后缓慢增加，但至今低于2004年的水平。东欧和苏联人口下降的主要原因包括：经济衰退和社会主义的福利瓦解导致老人的预期寿命急剧下降，大量失业使年青人不敢结婚和生育子女，以及国内经济前景黯淡导致大批有技术的中青年移民国外，社会不稳定导致的酗酒吸毒也使中青年的死亡率增加。苏东经济的持续下行是人口持续下降的主要原因。

世界银行把东欧和俄罗斯列为高收入国家的下限，用曲解经济数据的方法来推销华盛顿共识，可谓煞费苦心。如果考虑到中国1959～1961年有大面积的灾荒，而东欧与俄罗斯的转型期并无战争与灾荒，则中国的调整速度远大于俄罗斯和东欧。笔者亲历大跃进和困难时期，1958年粮食大丰收，助长了不切实际的的浮夸风，人民公社推行的大食堂导致粮食浪费严重。外加中国的通讯落后，地方政府瞒报灾情，导致中央政府低估了问题的严重性。但是，中国政府还是有调查研究的传统的，立即解散了公共食堂，人民公社核算单位退回到生产队，重新提倡以农业为基础，让农业不能支持的城市人口下乡，才能在三年内度过危机。

1964年起重新恢复经济增长。而苏联瓦解之后的东欧、原苏联国家，单是陷入议会制的斗争，就无法对经济调整的方向达成共识。我们发现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人口预期寿命的数据， 可以间接估计非正常死亡的后果，因为营养不良会降低人口的平均寿命。2015年中国人口的预期寿命是75.41岁(世界排序第99位)，高于世界平均寿命(68.7岁)。 大国中，低于日本(84.74岁，2)、欧盟(80.20岁，38)，美国(79.68岁，43)，但是高于土耳其(74.57岁，115)、巴西(73.53岁，129)、印尼(72.45岁，140)、俄罗斯(70.47岁，153)、印度(68.13岁，163)、南非(62.34岁，191)。显然中国的预期寿命接近发达国家，处于中等收入国家的上限。而中国的人口规模远大于发达国家。中国在1949年的人均寿命只有35岁，远低于同期世界平均寿命(47岁)。新中国成立后提高了40岁，显著增加的原因是新中国成立后在公共卫生上的改善远超多数发展中国家，极大地降低了传染病的死亡率。三年自然灾害让中国政府意识到粮食储备的重要性。加上大量水利工程和通讯工程的建设，中国控制自然灾害和疾病的能力在世界上也达到先进水平。

(二)革命、战争和资本主义的人口代价

中国的现代化无疑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包括解放战争、朝鲜战争、三年困难时期和十年文革。如果从世界史的角度观察，中国革命的代价是否足以证明中国革命是不必要的，或者西方模式的现代化代价更小?我们来回顾一下基本的历史数据。 注意原始数据给出的是死亡数的绝对值。计算当时的人口比例可参照麦迪森的人口数据。

(三)中国人均GDP的增长历程与西方大国的比较

麦迪森采用国际美元的人均GDP的历史数据， 提供了各国历史发展路径的比较依据。中国在公元1年为450美元，公元1500～1850年保持为600美元，高于1700年的日本($570)和1820年的印度($533)，但是只相当于公元1年的英国($600)，低于公元1年的意大利($800)以及拜占庭(土耳其)、伊朗、伊拉克、埃及、突尼斯的700美元。显然，意大利和中东国家比中国富裕的原因在商业而不只是农业。1600年后，西欧国家开始对外殖民，和中国的差距逐渐拉开。

1850年中国人均GDP仍为600美元，低于英国的2 330美元，美国的1 849美元，巴西的683美元，日本的681美元;但高于印度($533)。中国从鸦片战争开始，经济不断下滑，1870年降到530美元，1932年曾达583美元，但1950年仅为448美元，不仅远低于美国($9 561)、英国($6 939)、苏联($2 841)、日本($1 921)，而且低于菲律宾($1 070)、印尼($840)、巴基斯坦($643)、和印度($619)。到1978年，中国的人均GDP为978美元。这相当于英国的公元1600年，法国、德国1700年、美国1820年、日本1890年的水平。同时，新中国头28年按人均GDP测算的经济发展，相当于法德700年、英国600年、俄国400年、日本390年、美国220年间获得的进步。更重要的是，中国已经建成独立的科技教育和工业体系，研制出两弹一星，成为世界上第五个核大国，打破了美苏的军事霸权。到2010年，中国的人均GDP为8 032美元，超过了苏联的7 733美元，接近俄罗斯同期水平($8 660美元)。这相当于日本1969年、德法1962年、英国1958年、美国1941年的水平。

换言之，中国改革开放32年间的发展，等于英国的400年、德法的260年、美国的120年、日本的80年、韩国的37年。加起来，中国1950～2010年60年的经济发展，相当于英法德1000年、日本470年、俄罗斯430年，美国340年的发展。我要提醒大家，中国的人口超过欧洲、北美国家和澳大利亚等西方国家之和，是日本的11倍，但是人均资源却在世界平均水平之下。这足以证明工业化、现代化的中国道路，优于西方模式和东亚模式。原因是亚当斯密讲的分工加贸易，只适合工业革命前的手工作坊时代。铁路、电网、计算机出现后的大工业和网络经济，需要大规模的社会协调。中国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社会协调的能力远远超过三权分立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毛主席说，人的因素第一。中国的有为政府和以天下为己任的科学家、实业家、受过教育的工人、农民合作奋斗的积极性，是西方经济学讲劳力、资本、资源三要素之外，更重要的比较优势。

三、结论

经济学和历史研究有紧密的联系。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如贸易战争、大萧条、经济转型、金融危机，可以作为自然实验，检验经济学的基本理论。我们发现，市场看不见的手虽有扩大分工范围、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但是由于市场份额竞争和技术创新带来的不稳定性，政府和社会必须进行干预，才能应对危机、战争和社会动乱。自由主义经济学只是一种空想资本主义，没有历史依据。政治经济不可分割。西方现代的新古典经济学，包括微观、宏观、金融和制度经济学都有共同的局限，即否认市场内生的不稳定性和非线性相互作用，因而无力理解和处理当代的金融危机和生态危机。世界历史表明，人类社会的发展是多样的、非均衡的。中国道路和西方模式的比较研究，有助于找到适合各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比较历史研究对比较经济研究有重大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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