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2015年理论经济学若干热点问题的研究观点和争鸣

2015 年是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的重要一年，是落实全面深化改革和十二五收官的关键之年。经济学界涌现出了一系列新的理论观点，对改革与发展的诸多理论问题也进行了广泛和深入的研究与探讨，取得了有益成果。此外，随着《21 世纪资本论》的热销，在学界也引起了热议。本文就以下六个重要热点问题的研究和不同观点进行梳理和综述。

一、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与创新

习近平总书记于2014 年提出要学好用好政治经济学。2015 年11 月23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和方法，强调要提炼和总结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规律性成果，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2015 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又提出: 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原则。经济学界对于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与创新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

( 一) 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顾海良提出，应提倡领导干部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经典著作中阐发的基本原理和方法，对改革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认识和把握当前国际经济关系的本质仍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高校要加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卫兴华提出，马克思把政治经济学分为劳动的政治经济学和资本的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为劳动人民求解放和谋福祉的劳动的政治经济学，因此，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路，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立场。逄锦聚提出，在一段时间内，高校乃至理论界出现忽视、怀疑甚至否定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问题，这是必须纠正的。要着力抓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进课堂和人才培养，加强政治经济学的教师队伍建设。刘伟提出，建设中国自己系统的经济学说，构建中国经济学话语体系，是中国经济学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中国的实践走在了理论的前面，提出了很多问题，急切希望从需要出发做出回答。这是我们建立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最重要的基础和最深刻的根据。洪银兴提出，回顾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进程，改革和发展的每一步前进都是政治经济学领域的重大创新推动的。政治经济学不能只是发挥思想教育功能，还应指导经济决策和经济政策的制定，成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林岗提出，应处理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关系，明确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经济学教育中的主导和主体地位。反思教育国际化与人文社会科学的意义是不同的，不能将自然科学中进行的国际化教育改革做法照搬到社会科学领域。黄泰岩提出构建一个系统化的经济学说，应关注中国发展经验的世界普遍性意义。发展应成为构建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核心概念，应包括发展的理念、目的、道路、动力、资源、制度和发展的文化。张宇提出，要适应时代的变化，不断概括出理论联系实际的科学的开放融通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打造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政治经济学话语体系。要根据实践提出新的经济理论观点，揭示新的经济规律，说明新的经济现象，提出新的经济学命题，修正过时的经济学论断，推动理论的发展。何自力强调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以人民为中心是进行经济学理论创新必须坚持的基本立场，要围绕人民主体地位，树立和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努力打造特色鲜明、科学先进、系统成熟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

( 二) 关于构建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

顾海良提出，新政治经济学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改革开放以后发展起来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形态，是21 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新政治经济学之新，最显著的在于理论创新中国话语的形成及其对学科建设的作用力和影响力。从中国话语视角，科学把握学科建设和理论创新的关系，是理解新政治经济学发展的基本方面。就生产力理论中国话语对新政治经济学学科建设拓展而言，突出地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从经济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结合上，提出发展生产力和保护生产力关系的中国话语。二是在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基础上，提出最大限度解放和激发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所蕴藏的巨大潜能的中国话语。高度重视新政治经济学学科建设，是提升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自信的基础。逄锦聚提出，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大量学习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包括学习和借鉴西方经济学的一些理论，但学习的目的不是照抄照搬，而是吸其精华、弃其糟粕、为我所用。从总体上说，尽管有的西方经济理论在经济运行发展层面上被借鉴和应用，但从来也没有成为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根本性指导理论。改革开放30 多年来，我国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其根本的指导理论不是西方经济理论，而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产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当然包括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刘伟提出，只要存在社会生产关系及其历史运动，就需要开展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论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关系的历史必然性和合理性，是拥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经济学者必须回答的问题，还需中国社会经济发展证实，这就构成了对现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方式进行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需要，也是研究政治经济学的特殊魅力。黄泰岩提出，改革开放30 多年来，中国经济学的最大成就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中国经济学来源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其形成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并使之中国化的过程，同时也吸收了西方经济学派的科学成分，更重要的是来源于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伟大实践。闵绪国、徐仲伟认为，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为主体，增强对现实问题的解释力，科学借鉴西方经济学的有益成分并结合中国实际进行改造，充分吸收传统经济思想的优秀内容并加以时代性创造，从而在综合创新中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理论，这是中国经济学的重要任务，也是我国经济建设的迫切要求。朱富强提出，经济理论研究必须具有强烈的问题意识，这包括现实问题意识和理论问题意识两大方面。前者是对现实经济问题的挖掘，注重理论的解释力; 后者是对经济理论问题的反省，涉及理论的逻辑性。迄今为止，经济学的本土化发展在中国还没有真正起步。

( 三) 构建和学好用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对于如何学好、用好、发展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问题，洪银兴提出，在学的过程中，一是学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著，二是学好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用的过程中，一是运用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发展理论指导经济改革，二是运用政治经济学揭示的经济规律指导经济发展。张宇提出，新的理论和话语体系有待于探索、开拓和创新，但其方向应是明确无疑的。构建中国经济学体系和学术话语体系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作为理论基础，就不可能科学认识当今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主义经济的运动规律，不可能取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胜利，也不可能正确总结和认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经验。要把理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实际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中国化。对于西方经济学中的合理性和有用性部分，要认真学习和科学借鉴，但不能照搬照抄、盲目崇拜。黄泰岩提出，为构建和完善既符合经济学一般规律又接中国地气、具有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要坚持从中国经济学的三个理论来源出发，把理论逻辑、经验逻辑和数理逻辑有机融合起来推进创新发展，并接受中国经济实践的充分检验。闵绪国、徐仲伟认为，中国经济学综合创新的关键，在于根据中国实际兼收并蓄、博采众长，不是将马学、中学、西学和国学弄成经济理论的大杂烩，不是古今中外经济学说优秀成分的简单叠加，而是为促进中国经济发展，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充分利用一切有价值的经济学说，解决中国经济发展实际问题。这种创新是创造性综合。

二、怎样正确认识和适应经济新常态

2015 年，我国经济增速下行压力持续，经济维持中高速增长，结构调整优化进一步加深，整体依旧呈现新常态运行特点。2015 年12 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指出，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这是综合分析世界经济长周期和我国发展阶段特征及其相互作用做出的重大判断。会议强调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观念，强调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重大创新。如何正确认识和适应新常态继续成为经济学界关注的热点。

( 一) 经济新常态的特征及内涵

中国人民大学宏观经济分析与预测课题组总结了当前我国经济新常态四大典型特征: 一是在GDP 增速逐季回落过程中，价格总水平保持相对稳定状态。二是在GDP 增速与工业增加值增速持续回落的同时，就业状况保持较为良好态势。三是七大类结构参数开始发生较大变化，我国结构大调整时代已开启。四是前期刺激性政策的后遗症十分严重，经济系统性风险难以在短期内化解。李扬和张晓晶认为，我国经济新常态面临的挑战以产能过剩、债务风险增大、城镇化转型带来的问题为主，而新常态事实上只是长期存在于我国经济发展方式和经济结构内部的各类矛盾的显化，目前我国经济已呈现速度略降、质量效益提高、生态效应改善、可持续性增强的良好态势转换迹象。胡乃武和田子方提出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增长的六个基本特征，即阶段性增长、创新驱动增长、产业结构优化与升级型增长、以服务业为主导的增长、环境友好型与资源节约型增长。贾康总结了新常态三个关键词: 中高速、结构调整优化、创新驱动，提出新常态下我国经济的九大特征: 个性化、多样化消费渐成主流; 一些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的投资机会大量涌现;低成本比较优势发生转化; 生产小型化、智能化、专业化将成为组织新特征; 人口老龄化日趋发展，农业富余人口减少，经济增长将更多依靠人力资本质量和技术进步; 市场竞争逐步转向质量型、差异化为主; 环境承载能力已达到或接近上限; 化解以高杠杆和泡沫化为主要特征的各类风险将持续一段时间; 既要全面化解产能过剩，也要通过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探索未来产业发展方向。简新华、郭洋志认为，我国的经济新常态与国外不同，必须全面、准确、历史、动态、辩证地认知经济新常态。我国的经济新常态不只是中高速增长，更不是去GDP 是一种动态而不是静态，也不能自然形成，而是需要经过艰苦努力才能实现; 不是只由创新和消费驱动，还需投资和出口拉动; 专指经济发展而不宜过度泛化。金碚提出，经济新常态不仅是一种客观形势，而且是一种战略思维和战略心态，即以何种主观意识来判定经济态势的正常和合意与否。在经济新常态下，社会心理会更具战略平常心，更倾向于长期理性、公共思维和持久耐心。国家发展将更加体现战略思维的平常心态长远眼界长效目标和长治久安。

( 二) 经济新常态下的政策建议

杨承训根据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理论，认为我国经济发展进入中高速度常态化，正是生产力部分质变的表现。这一新阶段的中心在于提升经济质量和效益，并能以质量带数量，意味着向高台阶发展。适应部分质变，必须转到科技创新轨道上来，采取有力措施发挥第一生产力的主导作用，探索和构建三元机制。中国人民大学宏观经济分析与预测课题组针对新常态下的宏观政策，提出应采取均衡趋向而不宜采取唯增长或唯改革趋向; 积极破除各种数字教条，应在不断试探底线的过程中逐步修正各种政策变量; 防止把均衡趋向等同于中庸取向，尤其要防止以稳增长为借口使改革和调整流于形式; 改革取向在底线管理约束下必须强调改革的逻辑; 坚守不破不立的大改革与大调整的基本哲学，在强化社会改革力度的同时，提高宏观经济回落的社会政治容忍度。贾康提出新常态下要完成的五大任务: 继续稳增长、培育新的增长点、加快转变我国农业发展方式、优化经济发展空间格局及加强保障和改善民生工作。陈文通认为，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应彻底放弃和纠正不切合实际的理论认识，经济增长和发展必须以人为中心和主要依靠国内居民需求，必须坚定不移地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的三个比重，国家发展政策必须适度向三农倾斜，正确认识和对待转变发展方式过程中经济增长速度的降低，改革的重点是解决好政府和国有经济的职能定位。张占斌、周跃辉认为，我国经济新常态要坚持新思维和新理念。一是坚持稳中求进的总体基调，保持战略定力与平常心。二是高度重视防范各种风险，保持合理的经济发展速度。三是推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实现实实在在和没有水分的增长。四是坚持生态文明理念，努力建设美丽中国。五是牢牢把握正确方向不动摇，加大全面深化改革的力度。新常态的改革路径包括: 大力实施简政放权，实现市场起决定性作用新常态; 推进结构性改革，保持经济平稳增长新常态; 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实现创新驱动经济新常态; 深化财政金融改革，支撑产业迈向中高端新常态; 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刘伟提出，为适应新阶段经济失衡的新特点，宏观经济策略应采取松紧搭配的新宏观政策，同时以需求扩张作为调整供给机构的前提，努力刺激需求，以供给有效实现创造市场条件，最终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民主法治秩序，强调四个全面，实现制度创新，这是推动我国转变发展方式、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实现现代化宏伟目标的关键。张晓晶概括了新常态下宏观调控的九大特征: 突出供给思维，应对潜在增速下滑; 明确上限、下限和底线，完善区间调控; 理解经济异质性与增长非均衡，重视结构性调控; 牵手战略规划与财政货币政策，拓宽宏观调控视野; 确立调控新指挥棒，重启地方竞争; 考量利益博弈，把握宏观调控政治经济学; 关注大国溢出效应，践行负责任宏观政策; 尊重市场决定论，宏观调控不能包打天下; 推进机制化建设，构筑宏观调控基本遵循。刘志彪认为，新常态下经济发展战略从要素驱动、投资推动和出口导向转向创新驱动，产业政策的目标、手段、工作机制等也要随之进行根本性变革，尤其要从物资资本为重心转向以人力资本、知识资本和技术资本为重心，确立横向的产业政策和竞争政策在整个经济政策体系中的优先地位。林毅夫提出，要保持经济长期增长，就必须进行产业结构转型和升级。他把产业结构按照新结构经济学的角度分为五大产业: 追赶型、领先型、退出型、弯道超车型和战略性，认为这五种产业类型在新常态下处处是投资和发展机会，这些投资都能提高生产率水平、竞争力和发展质量。要使我国的潜在增长变成现实，政府应用好政策，适时进行基础设施投资，完善各种配套设施，为民营经济发展、产业升级、劳动生产率提高提供支持

三、对混合所有制改革的不同认识

自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以来，混合所有制改革( 简称混改)问题一直受到经济学界的关注与讨论。

( 一) 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内涵

卫兴华、何召鹏提出，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将其作为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的重要实现形式，是为了更好发展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总的战略目标是服从于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混改是双向混合而不是单向混合，混改不应是提供一个让私有制侵蚀公有制的平台，要防范某些国企和地方管理人员由于理解和认识上的偏误走上歧途。刘伟认为，坚持在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制度基础上，构建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是我国改革实践不同于其他市场化改革的最根本特点。所有制改革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关键，也是改革的真正历史性难题，而混合所有制经济正是所有制改革的重要探索。如何通过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运用混合所有制方式改造所有制，使全社会既不失其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又能发展非公经济，使全社会在所有制结构上适应市场经济要求，这是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基本要求。程恩富、董宇坤提出，以公有资本为主体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保证，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要要求，是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保障。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终极目标是更好地发展生产资料公有制，更好地发展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更好地发展社会主义。冷兆松批判了在混合所有制问题中出现的错误观点，提出对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任何私有化的解读都是不符合客观实际的，是错误和有害的。关于这一点，可从近现代中国经济发展史中得到深刻理解。改革开放以来发展的混合所有制经济，其本质特征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国有经济为主导、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绝不是私有制经济的回归。石冀平认为，搞混合所有制，前提显然应是确保公有制的主体地位，这也是发展混合所有制的底线。目的则是实现两个毫不动摇，公有制经济和私有经济都发展，而不是在混改中搞私有化。而且既然公有经济和私有经济是平等的市场主体已成为体制性表述，那么就不能只将国有企业置于改革对象的地位，私有企业也应是改革的对象。顾钰民提出，混合所有制经济在微观领域实现的具体形式是公司制。混合所有制经济作为基本经济制度的实现形式，能在微观领域更好地实现国有资本控制力。当前，不少人对我国微观领域基本经济制度实现形式的认识还停留在现象层次上，认为混合所有制改革就是让民间资本和外资直接参与国企改革，使国有企业转变为混合所有制经济。周绍朋、朱晓静提出，发展市场经济最基本的要求就是机会均等、规则公正，资本资源可自由流动，企业能自主决策、自由交易、自负盈亏。这就要求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中，打破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之间的各种壁垒，而打破这些壁垒的最有效途径就是大力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它可使各种所有制都能在公平竞争和相互融合发展中进一步提升自己的发展能力和发展水平。杜黎明、孙晓雅提出，混合所有制经济是不同所有制性质的投资主体共同出资、组建企业的一种经济形式，能有效实现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的融合发展。充分发挥混合所有制经济的融合功能，是其成为基本经济制度实现形式的基础和前提。混合所有制经济融合功能主要表现为不同经济成分、经济权利、投资与收益、经济公平与经济效率的融合四个方面。

( 二) 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方向

金碚认为，新形势下，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至少要有利于达到四个目标: 一是推进国有企业改革，以注入非国有资本的方式增强国有企业活力。二是实现既保持国有经济控制力，又对非国有企业开放更多产业领域。三是进一步调整和优化我国经济的所有制结构，避免在国进民退还是民进国退问题上的纠结。四是更好适应未来的国际贸易和国际竞争规则，避免国有企业在国际纠纷仲裁中处于被指违反竞争中立原则的不利地位。程恩富、谢长安提出，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过程中要做到六个防止: 一是防止国有资产流失。二是防止国外资本垄断。三是防止非公资本单向参控。四是防止削弱人民币国际化。五是防止只讲混合所有制不讲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六是防止削弱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卫兴华提出，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要注意三点: 一是立足于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二是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应是双向混合，而非单向混合。三是由谁控股应基于更好地发展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的前提下具体分析。程承坪、刘凡认为，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关键是建立科学公平的资产定价或对价机制，实现资本混合后有效的公司治理。在这当中，坚决反对国有企业私有化、坚决杜绝国有资产流失是不可逾越的两条红线。邹升平提出，由于我国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水平发展不平衡、多层次，既有现代化的生产力，也存在很多落后的生产力，因此必须根据生产力状况和要求积极探索公有制的具体实现形式，根据公有制企业的具体状况有序推进混改。公有制进行混改不是对公有制经济的私有化，而是发展壮大公有制、巩固公有制主体地位的一种手段。因此，对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不能采取一刀切。此外，混合所有制是公有制的重要实现形式，但不是唯一实现形式。李济广提出，片面强调公有资本与私有资本在一般经济领域平等竞争，会导致社会资源配置的低效率。在公有制比重不高的情况下，放大国有资本功能必须放大国有资本的规模和比重，国有资本保值必须做到社会总量保值，公有资本增值率需要高于非公有资本的增值率。混合所有制不是搞好国有经济的必备前提，增强国有资本竞争力不能搭私人资本便车，混合所有制企业并非公有资本比重越低治理效果越好，公有资本参股混合所有制也容易被侵蚀，并失去国有资本功能。不管混合与否，都必须保证国有股最终所有者的民主监管权力，由国家进行制度干预和必要的经营决策约束。

四、对收入分配改革的不同认识

收入分配改革一直以来都是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2015 年经济学界对于收入分配改革主要从存在问题和改革方向两方面进行讨论。

( 一) 对当前我国收入分配中存在的问题的不同认识

李实提出，中国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不是世界上最高的，但其收入差距的扩大速度很快。从20 世纪90 年代中期开始，我国收入分配不公问题愈发严重，主要表现为户籍制度的约束和城乡公共资源配置失衡，导致城乡间收入分配不公; 垄断行业和企业愈加强势，导致行业间工资分配不公; 政府部门过度干预经济活动和政府官员贪腐，导致社会分配不公。陈宗胜等提出，我国下一步收入分配格局有可能出现葫芦形结构，而不是橄榄型。这种葫芦形格局是由于我国特定的以户籍制度为特征的二元结构造成的，是在城乡收入差别过大、城乡户籍制度僵化、城市化落后于工业化下的一种畸形两极结构。这一结构再次形象地说明我国社会二元反差程度的严重性，说明还远没有形成橄榄形格局所要求的中等收入阶层。朱富强认为，我国的收入分配是势力博弈型的，从而导致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拉大，经济增长具有很强的无序性。收入差距迅速拉大成为我国社会经济中日益突出的现象，合理调整收入分配结构和改进社会经济关系，成为制度改革攻坚的重点和各级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薛宝贵、何炼成认为，我国的国民收入要素分配面临劳动收入份额持续下降与财富集聚的双重压力，这导致收入不平等有扩大倾向。应提高劳动收入份额，改变资本偏向型战略，实现收入代际流动及充分发挥国有企业的作用。[刘国光提出，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所有制决定分配制，财产关系决定分配关系。我国收入差距扩大的最根本原因是所有制结构上的公降私升和化公为私。洪银兴提出，从表面看，分配不平等在很大程度上由要素参与分配导致。但深层次分析，产生收入差距的根本原因是不同的个人所拥有的要素存在很大差别。因此，解决收入不平等的关键，在于缩小不同个人所拥有的参与分配的要素差别，特别是财产和知识差别。劳动报酬不只是指生产一线的劳动者报酬，还包括技术和管理人员的劳动报酬。崔朝栋、崔翀认为，目前的收入分配差距过大主要是城乡收入分配差距过大，这主要是由生产要素( 尤其是公共生产要素) 在城乡之间分配不公引起的。

( 二) 收入分配改革的方向

陈宗胜等提出，为达到橄榄型收入分配格局，必须以与当前发展阶段相适应的收入差别作为激励，大力提高经济发展水平和居民收入水平，特别注重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 必须深化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有序调整收入分配格局，在不断提高最低收入阶层收入水平的同时，加快培育中等收入阶层; 努力缩小现存区域间、城乡间、行业间过大的收入差别，适当调节最高收入层收入增速，坚决取缔任何非法收入。薛宝贵等提出改变资本偏向型战略，促进收入的代际流动，征收财产所得税、财产税和累进遗产税; 探索国有资本收益全民共享途径，防止国有资本收益内部化和国有资本丧失原有属性。李实认为，要从全局出发，有效抑制收入差距扩大趋势，以从根本上消除收入分配不公为根本目标，制定一套较为完整的改革方案，逐步建立起一整套具有可行性、实效性的初次分配与再分配政策体系。完善生产要素市场是解决收入分配问题最根本、最有效的制度因素，因此打破垄断、建立公平的市场竞争秩序是我国要素市场化改革中的一个重要目标，重点加大资本市场、土地市场和劳动力市场改革力度。同时，解决收入差距问题必须依赖于一定程度的政治体制改革。何玉长、郑素利认为，我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思路是: 经济增长与分配公平重在公平分配; 改善居民收入与财富分配重在提高公共服务水平; 健全收入分配和财富调节制度体系;尽快实现财产信息联通，搭建财产信息资源平台。

五、正确认识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中等收入陷阱作为一种统计意义上的概念和现象，主要指中等收入阶段的经济体由于不能进一步转型发展，导致经济增长回落或停滞。随着我国步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及经济增速的放缓，经济学界对于中等收入陷阱的讨论日趋热烈。

( 一) 正确认识中等收入陷阱

对于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内涵，学者持有不同观点。张平提出，经济发展的任何阶段都有所谓陷阱问题，即有一组国家难以逃脱发展的长期徘徊状态。低收入阶段叫马尔萨斯陷阱，中等收入阶段叫中等收入陷阱，现在又重新热烈讨论发达国家的长期停滞。中等收入陷阱的特征可归纳为: 一是国家干预战略在中等收入阶段转型不成功。二是技术进步的干中学效应消失，自主创新没有成功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三是分配差距过大，易引起社会动荡。四是政府应对金融冲击不利，出现货币、银行、债务等危机，引起经济巨大波动。贾康、苏京春认为，中等收入陷阱作为一种统计现象，确实是一种真实世界中的真问题。而且应进一步强调: 对于艰难转轨、力求在和平发展中崛起的中国来说，这是一个关乎其现代化中国梦命运的顶级真问题。田国强、陈旭东提出，既然是陷入陷阱，就有可能走得出，也有可能走不出，关键是看是否能找到走出陷阱的方式。中等收入陷阱不是一个确定性事件，不能说成是一定不存在或存在。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增长持续减速、社会矛盾激化频发、人口红利不断削弱、制度转型滞后等都使中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大为增加，需要引起充分警惕。

也有学者对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内涵提出不同看法，认为在对概念的解读中存在误区。张宇提出，所谓中等收入陷阱并不是一个科学的概念，并且不是一个普遍规律，造成该问题的原因是复杂多样的，并不与中等收入有直接联系，其呈现的种种问题，从本质上看是不发达国家现代化过程中面临的矛盾和困境的表现。而导致不发达国家长期锁定不发达状态的根源，实际在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本身，在于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的支配与被支配地位。因此，摆脱中等收入陷阱实际上是如何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摆脱落后挨打的宿命、实现国家现代化的问题。范和生认为，不能将中等收入陷阱概念狭义化，因为概念本身是动态的，过分强调中等收入陷阱对于中国来说本身就是个陷阱。将中等收入陷阱修正为中等收入瓶颈更符合中国现状。华生、汲铮提出，与国际上经济学界较少提及和关注这个概念不同，中等收入陷阱在中国被人们当作一个极为有用并早已被证明的定义。比较意义上的中等收入陷阱并不存在，若把不同收入分类看作一个整体来考证的话，经验数据并不支持比较意义上的中等收入假说。而停滞角度的中等收入陷阱等同于中等收入阶段，而把只有几十年时间的中等收入阶段说成陷阱并不恰当。

( 二) 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张宇认为，在当前要紧紧抓住和用好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机遇，加快创新型国家的建设步伐，努力实现关键技术重大突破，把关键技术掌握在自己手里，推动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转变、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打造中国经济的升级版和新优势。这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途径，也是摆脱所谓中等收入陷阱的根本途径。刘伟提出，很多国家长期陷入中等收入阶段，核心原因就是创新能力不足和腐败。因此，根本解决途径就是要制度创新，而制度创新的根本一是经济制度，二是政治制度。所有跨越不过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其共同的一点是市场失灵、政府和市场关系紊乱。政府过多干预市场，导致企业要想获得机会，不能通过市场竞争获得，市场失灵而不起作用，要找政府官员谈判，从而出现寻租或权钱交易。因此，全面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和依法治国与跨越发展的目标是一致的。田国强、陈旭东提出，应通过合理界定和厘清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治理边界，来实现从发展型的全能政府向公共服务型的有限政府转型，从要素驱动向效率驱动乃至创新驱动转型，从传统社会向现代公民社会转型，建立政府、市场与社会三位一体的国家公共治理模式，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魏杰、杨林提出，必须推进改革才能解决经济发展中积累的矛盾与问题，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要破除垄断，降低一些行业的进入壁垒，尤其是很多服务型行业。消除一些要素市场普遍存在的价格扭曲。调整政府支出结构，增加民生服务支出。何玉长提出，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实现中国经济健康协调发展，既是新常态经济的必然选择，也是对中国新常态经济的重大考验。一方面，新常态经济着力调整经济结构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另一方面，新常态经济着力改革收入分配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彭刚、李逸浩认为，创新活动是有效推动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实现中等收入向高收入，尤其是在进入高中等收入阶段后继续向高收入阶段跨越，就只能依靠创新来实现。因此，需要建立健全竞争性市场机制，发挥企业作为主体的核心作用，加强基础性研究，建立全国性研究开发网络，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来支持创新。

六、对《21 世纪资本论》的不同评述

《21 世纪资本论》是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的学术著作，一经出版便引发了思想界的热议。我国经济学界在2015 年对《21 世纪资本论》的讨论主要集中在《21 世纪资本论》与《资本论》的关系和对比，《21 世纪资本论》的学术贡献及理论缺陷两方面。

( 一) 《21 世纪资本论》与《资本论》的关系和对比

崔友平认为，《21 世纪资本论》并不是《资本论》的继承与发展，只是西方经济学家寻求挽救资本主义的一次尝试，是借用了对其宣传有利的书名，本质上仍是一个资本主义社会维护者，意图在于推动社会进步，提出改革思路。而马克思《资本论》科学地论证了资本主义制度一定灭亡、社会主义一定胜利的历史必然性，是一部逻辑严谨、结构完整的科学巨著。张宇、张晨认为，应当看到，《21 世纪资本论》绝非《资本论》的续篇抑或21 世纪的《资本论》，该书不仅存在对马克思《资本论》的肤浅认识和错误理解，其研究对象、逻辑体系、理论贡献和历史影响等也都难与《资本论》等量齐观。李建平认为，《21 世纪资本论》和《资本论》不可相提并论，这主要体现在对待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态度上。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和私有制财产最终要被人类所抛弃，皮凯蒂则赞同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和市场制度。周新城提出，皮凯蒂仅仅停留在现象描述上，没有揭露本质。这是由他作为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阶级本性决定的。从揭示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阐述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趋势的角度说，皮凯蒂与马克思是不能相比肩的。一个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总是想在资本主义框架内寻找出路; 一个是无产阶级革命家，主张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用社会主义制度取而代之。把分配问题当作经济学研究的中心，是皮凯蒂经济学的资产阶级本性的一个表现。鲁品越认为，皮凯蒂的《21 世纪资本论》与马克思的《资本论》虽然书名的主语相同，但两者的研究性质完全不同。《资本论》是建立了宏伟__理论体系的理论著作，是真正的资本论。而《21 世纪资本论》只是建立在对历史数据的统计之上的描述性科学著作，讨论资本而非真正的资本论。杨军认为，《21 世纪资本论》没有研究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没有触碰资本主义制度，而是基于社会阶层的划分; 避而不谈资本主义私有制，只在分配上兜圈子，力图在资本主义框架下寻找解决不平等问题的工具; 将资本与财富等同; 因此，与马克思主义的主张没有共同之处。余斌认为，与马克思的《资本论》相比，该书无论是在对历史事实的把握上，还是对经济理论的理解上，都存在重大缺陷。全书的主要立论都是基于计算错误的教条工具资本收入比和没有意义的教条不等式资本收益率r 经济增长率g之上。赵英杰认为，相比之下，马克思的《资本论》更加注重理论和思辨。两部著作对于历史的解释存在根本性差异，《21 世纪资本论》不构成对马克思《资本论》的证明和发展。与一些观点不同，付文军、刘凤立认为，无论从形式上还是从内容上说，《21 世纪资本论》都显示出了对《资本论》的继承和超越。皮凯蒂运用历史分析与辩证分析法，受《资本论》启发创设的理论体系，是对《资本论》的继承，用数据分析和通俗化、经济学化的表达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资本论》。

( 二) 《21 世纪资本论》的学术贡献及理论缺陷

一些学者从《21 世纪资本论》对《资本论》的误读角度，分析其理论缺陷。邱海平提出，皮凯蒂对于马克思的平均利润率趋于下降规律理论的理解是不正确的，马克思这一理论结论并不是指利润率会越来越低，甚至被认为最终趋近于零，从而整个资本主义会自动崩溃。事实上，马克思不仅分析了由于劳动生产率提高而导致资本有机构成提高进而推动利润率下降的一面，同时还指出了利润率下降与利润量增加是同时并存的。宁殿霞认为，皮凯蒂的研究结果并没有超越马克思理论的范围，他们之间也并没有根本性矛盾。所谓矛盾也只是皮凯蒂误解了马克思的理论，以至于错误地站在了自己的对立面来否定对方，从而也否定了自己。而真正重要的是，皮凯蒂用自己的实证方法证明了马克思利润率下降规律的科学性。丰子义认为，马克思所讲的平均利润率下降与皮凯蒂的资本收益率趋高并不矛盾，只是表面上冲突。马克思在肯定平均利润率下降的同时，并不排斥利润绝对量的增大，二者是同时并存的。皮凯蒂所讲的资本收益率变化体现的只是资本积累发展的表层，是对资本长期积累现象的描述。马克思所讲的平均利润率下降规律反映的是资本积累发展的深层，即不是对现象或现状的描述，而是对资本积累过程本质性、规律性的揭示。

一些学者从《21 世纪资本论》本身的理论缺陷和结论出发，对其进行了评述。张宇、张晨认为，《21 世纪资本论》揭示的资本主义矛盾更多是现象层面，其所提出的资本主义改造方案并未超越传统社会民主主义的框架，即在不触动资本主义根本制度的前提下，通过改良主义方式实现劳资两利、社会和谐，通过重建嵌入式或有管理的资本主义来回应社会不平等及当前的经济危机。就连皮凯蒂自己也清楚地知道，他的这些建议仅仅是有用的乌托邦。丁为民认为，皮凯蒂提出的全球累进资本税解决方案，只是一个中短期解决方案。因为皮凯蒂并没有触及资本主义最深刻的矛盾，没有对资本的长期趋势做出正确说明。但仅就这一方案而言，的确有许多值得称道之处。因为它不仅更贴近现代资本主义发展实际，而且在形式上与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演变路径的认识有某些契合。然而，它却是一个空想的方案，因为它没有揭示实现这一方案的社会阶级基础。皮凯蒂的研究没有深刻揭示资本主义条件下财富和收入两极分化的原因。顾炜宇认为，皮凯蒂在新古典理论基础上得到的关于资本主义不平等是资本主义制度外生因素决定的结论，并没有揭示资本主义发展的本质规律，即资本主义不平等是内生于资本主义制度的，只有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做出变革，才能从根本上缓解不平等。

一些学者认为《21 世纪资本论》尽管存在理论缺陷和对《资本论》的误读，但仍具有其理论贡献。邱海平认为，皮凯蒂运用历史统计方法和大量材料，揭示了当代资本主义世界存在的收入分配和财富占有严重不平等的事实，从而再次印证了马克思经济学理论的科学性和预见性，这是他的巨大贡献。一定意义上来说，皮凯蒂对于西方主流经济学研究范式的反叛，正是使他成为一位具有杰出学术贡献的经济学家的先决条件和前提。我们要创立中国特色的经济学理论，就必须学习和借鉴皮凯蒂的这种反主流的精神，而不能一味充当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小贩子。李建平认为，《21 世纪资本论》在运用经验材料表明资本主义不平等不断扩大的趋势的同时，也大胆质疑并动摇乃至颠覆了西方经济学的一些主流观点，由效率问题转向财富分配的研究中心，动摇了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研究基础，揭示了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趋势，颠覆了当代西方经济学的一些主流观点，对于我国当前经济社会发展、保证财富的公平分配、减少贫富差距等也具有重要启示意义。杨军认为，应该肯定《21 世纪资本论》对于正确认识当代资本主义、新自由主义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对于我国应对新自由主义思潮有一定的价值。它说明了经济发展不会自动改善贫富差距问题，说明市场机制与自由民主不是正相关的关系，证明西方发达国家不是机遇之地。余斌提出，《21 世纪资本论》对于揭露西方普世价值的虚伪性、打破一些人对发达国家的迷梦、警示我们限制公债规模、深入批判新自由主义等方面，都具有积极意义。另外，库兹涅茨对资本主义发展的乐观预测的主要意图，仅仅是为了推动欠发达国家并入自由发展的轨道，也就是走自由资本主义道路，因此，皮凯蒂对库兹涅茨曲线的批判有助于消除这一理论的欺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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